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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他和孙中山在南洋因为筹款问题发生尖锐冲突,发布《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列举孙中山三种十四项罪状。随后与章太炎、李燮和等重建光复会,在南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重设“锐峻学社”作为总机关。还异想天开地和妻子孙晓云密谋,在北京开妓院,“以美人计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
武昌起义后,他在南洋筹集巨款,接济军需,上海李燮和、镇江章梓的军费多是来源于他。东南光复和他多年的奔走,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为攻克金陵,举兵北伐,他在上海设立筹饷局,募集款饷,殚精竭虑,寝食不安,以致旧病加剧。陈其美想分享他的款饷,被他当面拒绝。他在医院仍念念不忘国事,曾对人说:“现时对异族革命虽渐成功,但政治革命当甚艰巨,北方未定,北伐尤急”,特别对袁世凯、北洋军阀有清醒的认识。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曾写信给他,“诘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他收到这封信仅三天,即1912年1月14日凌晨,广慈医院的悲剧一幕就发生了,此时离中华民国成立不到半个月。这位十多年奔走革命,备尝艰苦,颠沛流离,对光复东南贡献巨大,却力辞浙督的革命元勋没有死在清王朝的手里,却在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刻被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子弹击中了,如此民国,可想而知。章太炎说“成章死,光复会亦暗不章”。
熊成基,江苏扬州人,官宦子弟。在安徽新军任炮队营队官,他向往革命,参加了光复会,在新军里传播革命。徐锡麟起义时他没来得及响应,徐就义后,他悲愤至极,急欲复仇。1908年,慈禧和光绪去世,他乘机率军起事,进攻安庆,结果起义失败,士兵、学生被捕杀了三百多人,他只身脱险逃到日本,隐姓埋名,只有黄兴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910年1月,他化名潜入东北,因被人告发在哈尔滨被捕。他在供词中说:“我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倡人权,均贫富为主。”“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况各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者,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知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
2月27日,他在吉林被杀害时,“观者如睹”,他笑语:“诸君为国珍重,我死犹生”。 临刑前他还大声发言,宣布革命宗旨,“语极沉痛悲愤,听者无不动容”,留下了最后的遗言——“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富强日进一日,庶几瞑已。”
刽子手要他下跪,他不屈,“刀起而头落”,时年24岁。
告密卖友的臧冠三也被清廷判刑十年。民国以后,这个告密者极力运动,不但得以出狱,在吉林还有了公职。这是民国史上可耻的一页。
熊成基的安庆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夕无数次以卵击石、飞蛾投火式的壮举之一。如果没有这些以卵击石的壮举,没有舍生取义的志士,人类的历史将只是一部吃喝拉撒、毫无意义的流水帐,是他们刹那的光华永久地照亮了黑暗的史册。
尹氏姐妹完全是秋瑾直接培养出来的,尹维峻9岁就参加了光复会,恐怕是年龄最小的会员。秋瑾把她们姐妹从嵊县带到明道女学,也把她们带入了革命之路。
秋瑾在上海成立“锐峻学社”做为联络机关,尹维峻还为《中国女报》做发行工作。秋瑾牺牲后,她们也遭到通缉,被迫亡命上海,学会了造炸弹。1909年,两姐妹带人进京企图炸毙清廷要人,策动起义。因人地生疏,没有机会动手,那时侯她们都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女孩。
1910年,陶成章在上海设立第二个“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后期的总机关。在辛亥革命前夕,两姐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策反和起义准备工作,李燮和组织光复军就得到了她们的支持,对上海独立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上海光复后,尹维峻组织一支援杭敢死队,十七岁的她左手拿手枪,右手拿炸弹,站在敢死队前头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活捉了巡抚,对杭州独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她任队长的敢死队对攻克南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雨花台就是她的敢死队占领的。
她们不愧是秋瑾的好学生,光复会的女中豪杰(尹维峻23岁就被北洋军阀派人杀害)。孙中山任命她们姐妹为临时大总统府顾问,恐怕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顾问吧。
光复会群雄和孙中山相比更多的是民族思想,即“光复汉族”,但他们“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言是何等的豪迈!近百年过去了,我常常有今不如昔的感慨。时代毕竟不同了,那种虔诚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早已随着岁月而远去,我们剩下的只是卑微的对生存的欲望,对金钱、物质的欲望,此外已一无所有。
回首百年,在为光复会群雄感到内心震撼的同时,我也思索着为什么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在浙江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一批仁人志士,这是偶然的吗?答案只能在它深厚的人文传统中去寻找。远的如勾践雪耻自强,终于兴国的教训。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以来,浙江人才辈出,成为人文荟萃之邦,出现了无数光耀史册的人物,于谦、黄宗羲、朱舜水、张煌言都是浙江贡献给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致力学问,又以身许国,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章太炎、蔡元培的身上,从鲁迅、竺可桢的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他们的学问人格永远具有道义感召力。正是这一代代相传、薪火不绝的人文传统给了这块土地以特殊的养分,使它在异族统治三百年后还能出现光复会群雄,他们大多数人本来都是一介书生,为了结束腐败、专制、黑暗的清王朝,毅然投身于要杀头灭族的革命事业,把自己的青春、自由甚至生命献了出来。
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就是那些曾经支撑过黄宗羲、张煌言的力量,这个人文传统一脉相承,赋予了这片土地无可比拟的精神力量,也只有浙江才能产生鲁迅这样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在还远远不够。透过岁月的尘沙,我仿佛依稀看见了那些被世俗的喧闹淹没的面容,听到了他们慷慨的声音,清末民初浙江光复会的群像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他们在历史中向我们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