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上有两类名士、两种心灵，皆有人间大爱，但气质迥异：一类属药，让你舌下含苦、两腋起风，精神陡然冷肃、峭拔起来；一类属糖，让你爱意涌体、蓄乐生津，抛却世间险要和烦忧。前者如鲁迅、胡适、郁达夫，那一代文人多属此列，即便“闲适”如林语堂者也不例外。后者则是极单纯、极通透和快活的玻璃人，此类人稀少，除王世襄，甚至难觅同辈搭档（汪曾祺、黄永玉有点儿像，但玩兴略欠，泼劲不足，感觉没玩透），似乎只能往史上找了，如陆羽、李渔、张岱、文震亨等。若说前者乃地上的爱，现实且苦涩，有镣铐之沉和铿锵声，那后者则是云上的爱，步履轻盈，溺于鸡毛蒜皮、物机天趣，有独立超然之仙风。
前者贡献的是体巨，是磐重，乃经世要义；后者呈现的是精微，是点滴，乃俗生大美。一则为黄山之松、泰山之碑；一则为“芥子纳须弥”。虽不同语，却是世间最精彩的两幅卦象。
我越来越深觉两者的重要，尤其后者，它甚至直接成为“热爱生活”的依据，没有它，人生即有釜底抽薪的虚脱感。但在价值观上，特别于中国这样一个苦难型母体，前者的地位往往首要；稍不留神，后者即被讥为颓废，以商女靡音、纨绔骚风嘘之。
在很长的时光里，我就是这么以为的，几乎不正眼视之。
当我读完世襄的《锦灰堆》，当我偶识这位以养虫、育鸽、饲鹰、精馔、藏物、识器立身的大玩家，当我见识了老北京那些平凡琐碎的“玩意儿”——那些即使在最动荡和苦难的日子里仍不肯牺牲的兴致与生趣，那些与骄奢无关、问汲于自然、求助于草虫的最低成本的快活……我开始惊叹，多么健康而美好的人！
世襄80寿辰，荃猷女士亲手刻了一幅红彤彤的剪纸：《大树图》。树上15枚果子，对应老伴的15类钟爱——
“家具”，世襄酷爱明式家具，著有《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漆器”，是世襄最得意的学术强项，著有《髹饰录解说》；“竹刻”，世襄曾致力于传统竹刻技法的恢复，著有《竹刻艺术》《竹刻鉴赏》；“套模子的葫芦”，世襄钟情葫芦种植技术和造型；“火绘葫芦器”，世襄擅长火绘葫芦……
爱天空、爱市井、爱草木、爱鸟虫、爱古今、爱神灵、爱路人……一辈子聚精会神、专注毫发，只知道爱，只埋头玩。有何不好？尘界的缤纷、热闹、蓬蓬勃勃，人世的动力、活性、快乐源泉，生命的元素、本义、真相谜根，难道不都涌向了这儿吗？他不过屏神静气、心无旁骛地为同胞集中演示了一遍。假如鲁迅能活两百年，很久以后，当时代不再为之埋伏那么多对手和险恶，也许他会成为另一个王世襄。
我曾给好多人推荐读世襄的书。读之，可明目醒耳，励足健体；可凝神细微，铸品养性；可知物辨机，享受妙趣；可贪生求饴，绝厌世之念。有人替他总结了很多成就：古鉴成就、收藏成就、学术成就、人格成就、爱情成就、美食成就……在我看来，他最大的成就即生活，即玩。一辈子地玩，有业无业、有名堂无名堂地玩，玩醉了，玩透了。“芥子纳须弥”的成就，非玩之初衷，而是无意之酿，犹如岁月寿盒。
世襄至交、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赠诗云：“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在一个不会玩、不敢玩、忘了玩、没得玩、玩不转的年代，这堪称一份伟大业绩。
2009年11月，“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5岁。依本人意愿，不作遗体告别，不设灵堂。
有人说，杨宪益、王世襄等朋辈携手西去，似乎约好了似的，似乎宣告了这样的事实：一个时代结束了。次晚，我所在的央视深夜节目《24小时》播出了一条新闻——那个最会玩的人去了。
片子的尾声，我写了一段话：
“读王世襄的书，你会对人生恍然大悟：快乐如此简单，趣味如此无穷，童年竟然可携带一生。你会情不自禁地说：‘活着真好！’如今，那个最会玩的人不能再和我们一起玩了。但他的天真、他的玩具、他的活法……将留下来，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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