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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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现代人类自我反思精神的日益深入，现行管理思想所赖以的人学前提在理论上正遭致人们愈来愈多的质疑和非议。 当如梦初醒的西方人在人本主义的管理学说里为自己似乎发现了一个管理的新世纪的时候，而对于东方的中国人来说，它却早已成为过去了的辉煌的历史。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古代“治”的理论这一本书的主题。 正如本书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儒家的社会管理学说，即其以“礼”和“仁”为核心的“治”的理论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极为自觉、极为成熟的人本主义的管理理论。
内容简介
本书在深入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分别梳理分析了儒法墨三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 （1）礼不仅是人的个体行为的普遍形式，亦是人的社会活动的普遍形式。礼使中国古人的政治方式不再是一种异己于人的东西，而成为既有一定外在的社会规定又与个人的内在的情感表达密切相连的审美形式。为孔子的“正名”说“正名。” （2）中国古人的政治不过是中国古人的伦理的放大形式。政治被视为我之“恻隐之心”由近及远、由己推人的“移情”过程。这就导致了充满博爱精神的儒家的“王道”理想的应运而生。 （3）能否“返求”取决于人能否克服物欲对自己人性的遮蔽。儒家“克己复礼”学说的提出，以及由此出发形成的中国古人的“修身”传统。 （4） “修身”落实到“明教。”对人性的“教化”不啻成为儒家治论的最终结论。 法家： 法家的“法”的理论包括“法”、“术”、“势”三个方面。“法”、“术”作为君主之“制”，“势”作为君主之“资”，二者互为发明、互为服务。法家“抱法处势”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开中国专制主义治论的造始端倪。 墨家： （1）“兼爱”的非人称性使墨家求助于政治上人为的“尚同”，使其与法家学说互为补充地共同服务于专制主义的理论的论证。 （2）由于反对“爱有差行”的“兼爱”说和反对“和而不同”的“尚同”论的提出，墨家最终走向对古代“礼治”传统的否定，即走向对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反动。其“非乐”说的提出就是明证。
作者简介
张再林教授 长期从事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的现代阐释的研究，并为中国大陆“中国哲学身体维度”研究的开创者。 现任西安交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执行所长，西北大学特聘教授，西北大学东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罗耀拉大学兼职教授, 台湾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台湾元智大学“国科委”立项客座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身体哲学分会主席，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哲学》杂志编委。 代表著作：《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身道研究》《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车过麻城 再晤李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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