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小弟大名叫钟建，因在家排行老二，大家习惯叫他二子。
二子从小长着圆圆乎乎、胖嘟嘟的脸，肉乎乎的小手，微微撅起的小嘴，走路一一地总是抬不起脚。
二子的哥哥钟辉是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二子由崇拜到跟随，自然就成了我们的“跟屁虫”。
二子家是在邻院的车库房，那房子虽比不上楼里宽敞，但在参天老槐树阴的遮挡下却也冬暖夏凉，二子的母亲还养了几只小鸡，一家人小日子过的挺熨帖。二子体胖心不拙，从小鬼点子特别多，踢球打鸟能玩出很多花样，就是体育运动项目犯怵。
那时候，小孩儿们最爱玩的一种游戏是踢罐电报。坐庄的位置一般选在胡同中间，找个破罐头盒倒扣在地上，小伙伴一脚将罐踢得远远的，趁坐庄人跑去拣罐时大伙藏起来，等坐庄人挨门挨户找人时，西边的伙伴又跑回来将罐踢跑了。
二子第一次坐庄时，他气喘吁吁跑得满头热汗，最后还是谁也没逮着。从第一轮石头剪子布的失败，决定了一场奔波的开始，其实倒霉就倒霉在胡同太长，院落太深，二子又实在太胖。
二子再坐庄时就动了小脑筋，当人家把罐踢跑后，他不急于去捡罐，而是站在那儿看孩子们奔跑的方向，然后顺着罐滚动的方向追人，当他跑到罐旁弯腰拾起罐子接着跑，在快追上人时才把罐子往地上一扔，再加快脚步追人，这样跑到相反方向的孩子离罐子太远没法赶过来二次踢罐，二子赢得了逮人的第一时间，缩短了罐和人的距离，轻易就抓着了接班的坐庄人。
童年时代的二子长得白白胖胖，却是个十足的“坏小子”，他的聪明才智经常发挥在恶作剧中，成为生活中的小插曲。
胡同里住着位局长，局长的老岳父是个南方老头，老爷子天热时喜欢穿一件中式白丝绸面料的对襟大褂，从上衣第二个疙瘩袢到口袋边露出一段金光闪闪的表链，怀表就挂在口袋中。孩子们在胡同玩耍时，根本没人注意老爷子，可每当他走到大家眼前时，却总是炫耀地将表掏出来边走边看。
他的举动勾起了二子淘气的联想，二子带头向他大喊：“老头，老头，几点啦？”似在问他时间，实际是在拿他取笑。这一下就成了大家找乐子的集体行动，那状况极像幼儿园中跟在老师后面，孩子们大声齐喊“老狼，老狼，几点啦”的游戏。
老爷子驼背踱步，倒背着双手，开始没觉出孩子们是在拿他取笑，他笑嘻嘻地回头看看，然后掏出怀表用他难懂的南方口音一本正经地说：“3点了！”而后继续走他的路。
“老头，老头，几点啦？”后边再次传来喊声，老爷子有些迷惑不解，又看了孩子们一眼继续走他的路。然而，身后还是一片喊声。这领头起哄的就是二子。
“老偷，老偷，几点了？”再听，这喊声变味了。老爷子感觉出不对劲，停住脚扭过脸急赤白脸地冲着孩子们大叫，他一口南方话，孩子们就像听天书一般，一个字儿没懂。老爷子气愤至极，跳脚大吼，二子他们捉弄人的心理却得到了极大满足，老爷子越急他们喊得越欢。
二子白天笑爆了肚皮，却没料到晚上局长夫人找上门来告状，母亲揪着他的耳朵去给人家道歉后又罚他连扫３天院子。
少年时二子突然就成了个人物。二子在校学习挺好，老师很喜欢他，还让他当了干部，经常看见二子和一帮小孩子在胡同里的槐树下煞有介事地研究工作，他那一本正经的小大人模样常常让从旁边经过的人忍俊不禁。
后来，钟辉去农村插队，我当兵去了外地，我们都离开了家乡。等我再回到这座城市时，初中毕业的二子已长成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了。几年没见，二子长大了，骨头架子撑起了个头儿，人倒不显得那么胖了。
晚上，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一阵悠扬的笛声传来。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的笛子独奏把丰收后的喜悦诠释得淋漓尽至，欢快的节奏感染着左邻右舍每个人，人们在欣赏之余惊叹音乐的穿透力如此深厚。妹妹悄悄告诉我，这笛子是二子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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