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那年，师娘担任我们的听力课教师。上第一堂课的时候，铃声已经响过了好一会儿，学生们齐刷刷地坐在了课桌前，老师却没来。大家开始交头接耳，班长站起来了，准备出去问一问，这时候，教室门“哐”的一声被撞开了，一颗毛蓬蓬的头带着一个瘦小的身躯飞了进来，眨眼之间，飘落在讲台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身形尚未落稳，一个看起来２０出头的女生便一边不住声地道歉，一边从随身背的大挎包里向外掏，教课书，笔记本，磁带，影碟，标号笔，转瞬功夫，摆了满满一桌子。东西掏完了，道歉也停下了，她一脸无辜地告诉大家：“昨晚备课太兴奋了，怎么也睡不着，结果今天早晨又醒不了——”她抬手看了看腕上的卡通大表，继续说道：“迟到了２分５９秒，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可以推迟下课时间，把损失补回来——”教室里响起一片嘘声，她露出满意的微笑，继续道：“我知道谁也不愿意晚下课，那我就晚自习时到教室来给同学们解答疑问。再有，迟到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要是被教务处扣了奖金我就更睡不着觉了。各位不要逼我恶性循环。”在大家的瞠目结舌之中，师娘的第一堂听力课开始了。
那堂课准时下课，晚自习的时候她果然来了。仍然是乱蓬蓬的头发和装得鼓鼓的大挎包，挎包里掏出了为大家推荐的杂志和影碟。她说，中学时为了高考，人人都成了井底之蛙，进了大学校门眼界一定要变宽些。这话如果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难免会引人反感，但通过这一天的接触，大家似乎很快适应了她大大咧咧、我行我素的风格，所以一挎包的东西马上就被瓜分干净了。看着大家这么捧场，她说：“别忘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说时，脸上带着孩子般狡黠的笑。大家受了她的感染，起哄地说：“没—问—题！”
她几乎每天晚自习都来一遍，解答了几个学生提问，在教室里转了几圈，走了。相处久了，就有大胆的同学开始问她一些“私人问题”。对每个问题她都痛痛快快地交待。她说，她２８岁，已婚，丈夫是本校中文系的老师，现在北京进修，她的家在学校的教工宿舍楼，每天晚饭后一个人没事儿到教室里转转当散步了。她的回答坦白、真实，但是显然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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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教室最末一排的座位上，远远地、若有所思地看着师娘。粗枝大叶的她正在热烈地向大家推介朱丽娅·罗伯茨的《似是故人来》。她不知道，关于她的底细，一位上两届的中文系老乡已经跟我透露得十分详细。老乡告诉我，这个小鹿老师虽然不拘小节、心直口快，但是课却讲得很好，加之她胸无城府、待人热情，在学生中很有人缘。不过，她能在这个校园里引人注目却是借了另外一个人的光。那个人就是她的老公，本校最有名气、最有魅力的青年才俊汪博含老师。据说，每次逢上她老公的课，教室里就会突然冒出许多外系“汪迷”女生。她老公每次只要稍显睿智、幽默地旁征博引一下，就会有女生在下面痴迷地感叹，那场面十分夸张。我还听老乡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消息曾经令数名女生痛心得险些退学，她们说，不是说偶像不能结婚，而是要看他跟谁结婚。不单是那些意乱情迷的女学生，有些女教师也不理解，这么出色的一个男人怎么会选择那么普通的一个女人为妻呢？这个看上去迷迷糊糊、邋邋遢遢的小女人究竟是借了哪方神明的力量？答案迟迟没有寻得，这个幸运得遭人嫉妒的小女人已经被人醋溜溜地称为师娘了。这个称谓后来流传开来，而且几乎替代了其它所有正统的称谓。
我的那位老乡显然也是“汪迷”之一，她说，你只要看到汪老师一眼，就会被他深深吸引的。我当然不信，问老乡有没有汪老师的照片。没想到一提到照片，老乡立刻显得十分气恼，她说本来有一次联欢会上她和几个女生已经和汪老师合影了，可其中一个女生只给自己冲洗了一张照片，就说把底片弄丢了。“你说，她这不是明摆着要独吞吗？”老乡说的时候面孔涨得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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