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的目标是理解股市晴雨表,就不应该被仍然存在的实际的和假想的困难所吓倒。回顾过去,看看自己已经征服了多少困难,我们就可以使自己充满信心地继续下去。或许重要的是我们跑过的路程,而不是奖杯。这并不是说如果读者不能在读完这些系列文章后有所收获,那么读完它也是一种成就；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可以发现自己不仅建立了道氏价格运动理论,还在此基础上建立或推导出一种实用的晴雨表——一种具有珍贵的长期预
不平衡的等式
我曾在前文必要的时候提到过商业图表和记录,而且我非常不愿意与这些有用数据的编撰者们辩论。我想说的只是这些图表和记录很难成为一种有用的晴雨表。它们对未来的分析非常模糊,虽然它们假设自己的理论基础是那条伟大的物理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
相等的；我还想知道它们是否在分折时考虑了这个等式中的一切因素,显然这些图表并没有考虑过德国在1918年获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而1917年的熊市在考虑到这些图表的所有因素的时候并没有遗漏这个极可能发生的事件。事实表明,如果我们不了解过去,也无法对未来进行预测,因为类似的原因将造成类似的后果。但是如果仅仅以此为依据,那么预测将是错误的或不成熟的,足以毁掉任何一个商人。一家商业图表的权威机构不久前曾建议人们购买某种股票,它的分析基础是过去十年中的利润和股利记录。然而商业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糟糕的是这家公司由于判断失误而改变了政策,于是购买这种股票的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如果一个人根据股利记录在1920年购买了(比如说)美国糖业公司的普通股票,那么他现在的处境又如何呢?
不充分的假设
这种分析的基础过于狭窄,不具有前瞻性。它就好像不顾病人的当前症状而认为他能康复一样,因为他在过去十年里都很健康。这是一个以不充分假设为基础进行分析的例子。毫无疑问,管理和其他方面的变化有时会使一个有着良好的股利记录的公司遇到麻烦,而编撰者都会在图表中计算出发生这种情况的平均可能性,但是既使这个平均可能性也只能是历史记录而不是晴雨表。气象当局的数据具有极高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能预测出一个干燥的夏天或温暖的冬天。我们都可以从个人经验中得知纽约很可能在1月份很冷而在7月份很热,这并不需要气象当局的帮助。
气象当局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短期的观点,却无法预言我们后天的野餐是否会遇到一个好天气,更不能告诉农民今年夏天的温度和湿度是否更适合于种土豆而非玉米。它能提供的只是历史记录和可能性,农民必须独立地进行判断,我们也要对野餐时的天气作出自己的估计。
最出色的
我们已经发现股市晴雨表的确具有预测功能,它可以提前许多月揭示基本的商业状况,并能进一步提醒我们国际事件的影响,后者可以让一切根据商业记录计算出的结果失去效力。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股市晴雨表的行动基础是一切可获得信息。有一个人经常被喜欢夸张的记者们称为华尔街最伟大的金融家,认为他对金融状况及其对未来事件的影响知道得最多；我最近曾问他,他自认为自己知道多少可获得信息呢?他说：“我从来都不清楚这一点,但是如果我能掌握股市运动所反映的全部信息的50％,我确信自己将比华尔街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这是一位银行家的话,他管理着大铁路公司和工业公司的融资活动,与国外的联系极其密切。他不会过分谦虚,也不会傻到想欺骗我的地步,那么既然他自己都承认事实如此,可见政治家们所热衷的无所不知的“金融章鱼”的假设是多么荒谬。
不必如此准确
关于以道氏理论为基础的晴雨表的分析方法,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我们已经发现,一条平均指数的“线”(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在正常的交易量下,连续的收盘价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肯定暗示着囤积行为或抛售行为,而且一旦平均指数的运动超出这条线(上升或下降),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市场运动的方向将出现次级甚至基本的变化,当然这要根据两种平均指数是否相互印征而得到确认。
我们还满意地发现,两种平均指数肯定会相互印证,尽管它们突破各自的线的时间可能不会在同一天或同一周。只要它们保持同向发展就已经足够了；经验表明,两种平均指数完全没有必要在同一天内达到基本运动的最低点或最高点。我们的观点只是认为两种平均指数相互印证能表示市场发生变化,既使一种平均指数随后达到了新的最低点或最高点而另一种乎均指数没有达到也是如此。两种平均指数前一次的最高点或最低点已经很好地表明了市场的变化。
这似乎让某些人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希望平均指数具有绝对的数学准确性,我极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一位批评者认为我把上次熊市运动的最低点定在1921年6月是错误的,因为工业平均指数在随后的8月达到了更低的位置。但是这个新低点并未得到铁路平均指数的印证,因此在我们看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虽然这个绅士认为把上升运动的起点定在8月而不是6月可以使自己更有把握少犯错误。
1909年的双重顶点
在此处讨论一下市场在l909年向熊市发展的转折点是很有帮助的。明察秋毫的批评者们很可能对此感到迷惑,因为铁路股票在l909年8月达到了前次牛市运动的最高点134．46点,而工业股票在9月末达到100．12点,10月初达到100．50点,在11月初达到了全年的最高点100．53点。对于这次牛市而言,铁路股票的最后一个高点代表着所谓的双重顶点。它绝不是一贯正确的,但通常是有用的。经验表明,当平均指数形成一个双重顶点或双重低点时,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这次上升或下降运动结束了。然而,如果我说这次牛市在1909年8月达到顶点并在这一时期开始转入熊市,肯定会有人纠正说,熊市应该从11月初开始计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情况和我们学到的关于抛售线或囤积线的知识结合起来,将发现在1909年11月第一个交易周结束之前,一次重要的下跌运动(可能会是次级下跌但在本例中却是基本运动)之前的抛售行为早已出现并且已经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
牛市中的警告
我认为把这当成晴雨表的暗示是恰当的,它达到了任何必须考虑人性本身的惰性的仪器所能达到的正确性。牛市中的人从来没有像l909年这样有这么多机会在最高点或低于此几点的时候收回利润。我曾在前文说过,l907年12月开始的这次牛市实际
批评批评者
1908一l909年的牛市让许多有名望有能力的批评者感到不高兴。我曾经高度评价并向读者推荐过亚历山大·D·诺伊斯所写的《美国金融的40年》,根据结束段判断,他对历史的回顾似乎仅包括1909年初以前的事。他似乎指责当时正在发展中的牛市,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牛市会一直强劲地持续到8月(铁路平均指数)或11月(工业平均指数),并且在l909年12月31日铁路平均指数仍保持在130点左右(8月中旬也不过才134点),而工业平均指数仅比最高点低1点。诺伊斯先生在谈到达次牛市时作出了一个不太成功的预测：
“随着l909年的到来,这次运动结束了,因为所有的事实突然间真相大白,钢铁和其他
商品的价格开始下降,而且股票交易所的活动也归于平淡。在l908年结束的时候,本书的
历史也应该结束了,因为它代表着一个篇章的 终结。”
但是我们可以从平均指数的历史记录中看到,这个篇章并未如诺伊斯先生所说的那样终结。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指出,这次牛市一直持续到l909年8月——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认为是11月,而预示着下一次萧条的熊市直到1910年1月才“擂响了战鼓。”此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把历史记录作为晴雨表使用的有学问又很能干的观察者。
过于简练的历史记录
研究历史的人——笔者很诚恳地认为自己也属于其中的一分子——总是很遗憾地发现,真正可以研究的历史实在太少了。我们的平均指数图的实际寿命也只有25年多一点。当我们说20种活跃的铁路股票必须和20种工业股票相互印证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少于40种股票的运动不足以全面反映市场的整体情况。我可能会在以后的讨论中使用15种不同的股票按月计算出平均的最高和最低点以反映1860一1880年的情况。这种方法当然不全面也不完善,我不妨在此指出,我并不认为它具有任何说教的价值；但是如果这些记录出．现在事件发生之时而不是多年以后编撰的结果,那么它将和我们今天的双重平均指数的晴雨表一样,向商业界提供完全值得信赖的指示。
历史记录了不该记录的事
我对历史的不满还远远不止这些。所有可获得的历史资料——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小亚细亚产生竞技赛跑的时候——都记录着不该记录的事。它向我们讲述的都是法老王朝的故事,却完全不提中产阶级富有创造力的管理天才——正是它使得这些王朝变得繁荣起来,使后者拥有了真正可以统治的人民。我们知道当时有统治者和战争,有自由程度不同的奴隶和手工业工人；我们现在还知道不是劳动创造了一切,因为劳动创造的人类财富只是智力的生产力的一部分。对于“人民”一词,我们知之甚多。牛津大学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多年以前曾编撰图表揭示英格兰自都铎王朝以来的工资变化,但是历史似乎讲过一些下层人的生活,太多的则是上层人的生活,却对中产阶级只字不提(或接近于此),而后者正是任何存在商业的国家中最直接的智力源泉。
商业记录在何处?
我们对痂太基人又真正了解多少呢?他们是当时最伟大的商人。我们不妨剔除掉汉尼拔(247—183BC,痂太基统帅,率大军远征意大利,从而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曾三次重创罗马军队,终因后援缺乏撤离,后被罗马军队多次击败,服毒自杀一编注)的各种活动和我们已知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以
这个商人是如何进行贸易的呢?他从康沃尔购买锡,从提尔购买染料,在当时已知的世界里到处都有通信员,从西部的英国一直延伸到东部的印度。他是否为购买的锡或染料支付了过多的金币或银币呢?他很可能是用商品交换商品,那么他如何付款呢?如何保持收支平衡呢?他有一个交换帐薄吗?我倾向于认为他有这样的帐薄,可能采取另一种形式,虽然他并没有莎草纸或羊皮纸的记录流传下来。但是历史却没有告诉我们自己想知道的事,痂太基人如何调整他们的国际贸易收支呢?他们肯定需要达到平衡。约帕或西顿或亚历山大的商人们都有帐薄或其等价物,以便记录自己从痂太基进口了多少商品又向它或别处出口了多少商品。罗马欠痂太基的帐肯定要以某种规定的汇率进行调整从而改变各自的金币持有量,这种三角贸易关系是需要一些复式记帐知识的。关于这些,历史又告诉我们多少呢?根本没有。然而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却是无价的,可以让我们少犯错误,这一点是色诺芬(43l一355?BC,古希腊将领、历史学家、苏格拉底学生,著有《远征记》、《希腊史》等一编注)关于万人远征的不朽巨著所无法达到的。
谁为薛西斯一世融资?
上帝绝不允许我们忘记塞莫皮莱山口的教训。我们在世界大战中已经看到,谁能够支持300人的衣食,谁就是英雄,但是为不可一世的薛西斯一世(519?一465BC,波斯国王,曾镇压埃及叛乱,人侵希腊。晚年深居简出,死于宫庭阴谋中一编注)的“五百万”大军提供食品、衣物和武器的人又是谁呢?“众山向马拉松山看齐,马拉松山向大海看齐”,它们还将相互注视,直到天崩地裂,却没有告诉我们导致波斯人战败的舰队花掉了多少成本。“你还在跳着战舞,可是跳战舞的方队要走向何方呢?”我们不跳战舞也可以,只要能知道跳战舞的方队是怎样得到一日三餐又是从何处进口这些
食品的。我非常不赞同亨利·福特对历史的评价——它并不是“骗人的谎话”；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公元301年戴克里先(243?——316?,罗马皇帝,改革内政、加强军队、整顿税制与币制——编注)颁布的固定价格法令的经济后果进行令人信服的分析呢?
希腊人的海军装配是从何处买来的?他们怎样取得了这笔钱?又是如何使帐面平衡的?支付的款项是金属铸币还是写在羊皮纸上的帐单(把一个商人的债务转向另一个商人以平衡第三者的帐薄)?所有这一切都未被记入正史,现代历史极其缺乏这方面的资料,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一个叫格林的人写了一本《英国人民简史》,而不是国王的历史。它的篇幅太短了,忽视了英国人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些可敬而不为人知的人,他们四处照料自己的生意,并设法“躲开了报纸的注意”。没有人会轻视那些导致《大宪章》出现的历史事件,但是如果我对约翰国王不太感兴趣,就会更想知道约克郡的沃尔特·斯科特所代表的商业和金融界人物的故事,而不是那段历史资料。从实际的历史价值来看,这个饱受折磨的犹太人的只言片语比金雀花王朝(又称安茹王朝,指从亨利二世登位(1154)到查理三世死(1485)这一期间统治英国的王朝。)的王位更重要。
中世纪的银行业
我们研究的早期历史学家的著作越多,就越会对他们的无能感到惊讶,因为除去政治因素之外,“他们几乎都来自于一个自己没有在历史中记载的阶级。弗鲁德用巨大的篇幅记录了阿拉贡凯瑟琳女王的离婚事件,但是在金融交易(最简单的例子即凯瑟琳女王送给亨利人世的嫁妆的取得和支付)方面却没给我们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曾经听经验丰富的记者说过：“最有趣的新闻绝不会出现在报纸上”,这句话包含着许多可笑的真理成份,显然,最有启发性的历史事实也很少能被记入历史。
塞缪尔·佩皮斯的神话并不以发表为目
然后者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出一种必不可少的金融机制。
信用是新事物吗?
我听到过一个可信的消息,银行业甚至分支银行至少已经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它拥有银行汇票、信用证和一套正常的银行机制,只不过形式上要简单得多。我们必须承认今天这种伟大的信用结构基本上是在现代产生的,但是如果仅因为对历史了解得太少而认为它完全是现代事物,那将是荒谬的。痂太基、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基本上是物物交换,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并不完全如此。不仅教会法而且《圣经》本身和类似的著作都曾多次提到高利贷的罪恶,然而高利意味着利息,利息又意味着信用,正如铸币意味着交换一样。高利贷并不完全等同于典当业,中世纪的银行业也不是。有证据表明,同样一些人既收取利息也支付利息,当时和现在的商人可能都要比神学家们实际得多,也更清楚合法利息与高利贷之间的界线。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们迄今为止一直受到教会对货币借贷关系的态度的影响,他们顽固地对自己也承认并不了解的事情保持着教条态度。我不禁想到,黑暗的可能不是中世纪,而只是这些历史学家们。我甚至同意我的朋友詹姆斯,J·沃尔施博士的观点：从艺术和文学两方面所实现的真正文明和成就来看,13世纪的欧洲和我们非常相似。既便是他也
无法从历史资料中找到任何关于贸易机制的有用性的证据。
一个的错误假设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知的人类社会中的最重要的历史,那些纳税人和使纳税成为可能的人的历史,那些以劳动产品为起点创造出十倍于此的财富的人的历史,那么我们要想从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全部近代图表资料中选取足够的事例令人信服地进行总结将是多么困难啊!
H·G·威尔斯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历史纲要》,至少可以出色地说服许多在一生中从未认真读过历史的人行动起来,但是这本《纲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一个错误的假设,难道威尔斯先生和我们自己所必需依赖的不太准确的历史记录中出现过任何类似的情况吗?任何人的目的都是有效率的个人的发展。威尔斯的论断完全忽视了现在和将来都要统治我们的生产中的管理因素,自从人类知道保留一部分劳动成果以供自己和他人过冬需要并用它来交换自己无法生产的产品以来,这个因素一直在起作用。
合理而保守的预测
关于晴雨表在1909年市场转折期的使用问题,《华尔街日报》在9月11日(铁路平均指数达到最高点1个月以后)写道：
“平均指数在星期四出现的那种下跌经常预示着一次下跌运动的到来。这个暗示目前还
不具有权咸性,但是既使我们认为牛市可能重新恢复,‘因为所有的坏消息都已知道了’,平 均指数的状况仍然比长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 让人沮丧。
悲观主义从来就不是本报所采用的政策, 但是当市场达到顶点时,它选择了应有的保守
主义态度。这种作法从未出现过错误。”
在此之后,尽管市场表现得非常稳定,只出现了一次基本上持续到年末的修正后的次级下跌运动,《华尔街日报》仍然根据平均指数向市场提出了警告。10月明日,它在说盼了
“此处并不打算强迫市场接受一个观点,虽然这个观点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出发,以平
均指数多年来反映的价格运动的经验为基础得出的；但是有证据表明,睛雨表的下跌很值得
交易者们认真考虑。”
晴雨表的递增的有效性
虽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1910年将是牛市而且两种平均指数都只略低于最高点,
《华尔街日报》仍然在l909年12月18日采取了不受欢迎的熊市态度。它当时引用的一个论据(不是平均指数)竟是生活的高成本,这一点非常有趣。到12月28日,所有期望1月繁荣(年初时永远的话题)的人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们讨论开始于战争之前的那四年无法确定的市场运动之前,这个事实就足以表明,股市晴雨表早在12年前就已经开始忠诚地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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