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我奋斗了１８年才和你坐到一起喝咖啡》的文章，曾在许多年轻人中引起共鸣。文章字里行间浸润着没喝咖啡前暗无天日的委屈和无奈，也放大着喝到咖啡后扬眉吐气的积怨和得意。
说句实话，在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下，曾经自命为“天之骄子”的许多本科生或研究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找工作时已毫无优越感，不要说找好工作，甚至连糊口的活都找不到。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是活多钱少，未来也没有保障！“抢饭碗抢不过民工”，成了一代学子的伤感。
现实当真有那么残酷和沉重？阳春三月，于丹讲述她的第一份工作，为人们破解的却是另一番生活真义——
１９８９年研究生毕业后，于丹被分配到文化部一个下属单位工作，且专业非常对口，这当然不错。但当时有一个规定：新职员必须到基层去经受锻炼。于是，于丹和几个同龄人来到了一个叫柳村的地方，来到了单位设在那儿的印刷厂里。而且，这一来，谁都不知道要锻炼到何年何月。
柳村是一个只认力气不认脸面的地方，“平等”到让你无可奈何。它不管你是研究生还是初中生，腰粗还是手嫩，上班都要抡纸、上油墨，下班都要捡纸屑，抹油污。在这儿，于丹只要使力，无须用脑，书本里的头头是道，全都成了“浮云”。
于丹天生娇小，拖不动粗大的拖把，只得拿一块破抹布，跪在地上，一点点地擦满地的油污。流汗不算什么，流血的事，于丹也不能躲。当时印刷厂最为难人的是“闯活”：一大摞白纸，“哗”一下，竖起；“哗”一下，平放，起落间，纸是齐平了，但女孩细嫩的双手上，早已伤痕无数。最可怜的是于丹的对面女孩，十个弹钢琴的细长的纤指，摸了十几年的黑白键，那些年却都和于丹一样，每天被刀口一样的纸划得血肉模糊！
日子单调而重复，无聊且无望。但有一天，厂长扔给车间主任一本厚厚的书稿，说：“校对一下，要急，五倍的报酬。”车间主任一看，说：“啊？这么难的医学古文我们哪校得出？不校。”于丹把主任抛下的书稿拿过来，说：“让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校出来？”然后，研究先秦文学的她邀上一个北大先秦硕士毕业的男孩和另一个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女孩，三个人在堆满了纸的小阁楼上，把那本医学古文书给校了出来。
于丹这拨年轻人的境况从此有了好转，厂里开始对他们刮目相看。尤其是于丹，这期间，她和几个同学合写了一部《东方闲情》，她写的那一章叫《红曲书上》，论述昆曲。因为苦肉之役少有抱怨，她心思宁静地把业余精力放在了看书上。她在那儿呆了两年多，便又考取了博士。
如今，于丹在《百家讲坛》上一讲成名，她的文学造诣可谓家喻户晓。但她说：“柳村的那段时光让我的人生丰满。人的一生里，吃苦算不了什么，工资低更不是什么大事。我甚至想，年轻时，每一个人都要到自己的柳村，这样，人生才会有积累，才不会有缺陷。”
与于丹当时的别无选择相比，这个时代的选择似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选择喝咖啡还是选择去柳村，则成了一种职场智谋和人生策略，我的体会是，不恋咖啡，去柳村。因为，去过柳村的人喝咖啡时会更觉香浓；更因为，身处逆境的年轻人如果老想着要和别人一样喝咖啡，甚至因此而夸大人生的痛苦，只会搅乱心绪，误伤青春好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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