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去法大的研院上课，因为路途遥远，专门找了司机师傅，类似于包车，每天早上7点，他准时在宿舍楼后面的栅栏门候着。我上车看书，他专心开车，谁都不说话。
师傅姓廖，名一平，37岁，个子不高，两肩微塌，眉毛很浓，但眼睛挺小，嘴唇厚，下巴宽阔，是个一眼看上去就老实巴交的男人。当然，从面相上看，也属于不善交际的那类人。
驾驶座的左侧，摆着一张相片，是他们一家三口的，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很可惜，我们完全没聊过有关他家庭的话题。
“来啦？”他冲我点头。“嗯！”我便低头钻进车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对话。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从2012年的年初直到2013年，我们俩像北京城内绝大多数擦肩而过的路人，来去匆匆，只有金钱的关系。
后来，我们有了一次对话。
那天我和朋友在蓟门桥喝多了，晚上11点，拦不到车，朋友家住得近，先走一步，留我一人在荒郊野地，茫然不知归路。无奈之下，我试着打了廖师傅的电话。
电话通了，我问廖师傅还在跑活儿吗，能不能接一下我。
廖师傅沉默了几秒钟，问我在哪儿。我报上方位，廖师傅“嗯”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20分钟后，廖师傅的车停在我的跟前，他就是这么个人，话少但实诚。
他搀着我，把我架到副驾驶座上，又把车窗打开。我的脑袋顶着车门，晕晕乎乎地想睡觉，但又像孕妇起了妊娠反应，老是想吐。正当我眼皮打架、迷迷瞪瞪之际，廖师傅突然开口说道：“别睡，一睡就吐得更厉害。”
“咱们聊聊，说说话，你也精神点儿。”他拍拍我的肩膀。
我强撑着睁开眼，窗外的夜风吹在脸上，凉凉的。
“小戴，你买车了吗？”他问我。
“还没。”我强打精神说，“号都没摇着，且等呢！”
廖师傅点点头，说：“没买也好，就北京这路况，买多好的车都得堵路上。而且这年头，买车事儿多，哪怕没事儿，都有人给你找事儿。”
我听了廖师傅的话，觉得他是想说点儿什么，于是接着问：“这话什么意思？”
“碰瓷儿！方法多着呢！”廖师傅提高声音说道，“比如拿一个行李箱，悄悄摆在你车尾，等你一开车，箱子倒地，然后立刻有人跑出来，说你把他箱子碰倒了，里面装的是文物，乾隆年间的花瓶，至少要赔30万！”
“或者是你倒车的时候，一个老太太，专门挨着你车边走，你要是停着不动还好，要是接着开，她立马倒地，说是你撞的。要是去医院验伤，准保是骨折。这些人呐，都是专门找好的，真的有病才往你车上靠。”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些讹人的也都是老百姓，怎么老想着骗老百姓的钱呢？”廖一平低声说。
我想起另一位师傅的说辞，于是解释道：“底层人欺负底层人，这事儿才是中国人最拿手的。”
“是！是这个理儿。”廖一平点点头，不再说话。
车厢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北京的夜晚，11点的街道依然霓虹闪烁，那些敞着门的店铺，喝得头昏脑涨的食客，穿着性感的姑娘，忽闪着警灯的警车，像蚂蚁一样涌向四面八方的人们——所有的一切在我的眼前呼啸而过。
“4月份的时候，我拉了个人。”廖一平突然开口说道。远远的车灯照在他的脸上。
“那人出车祸了，躺在地上，肇事司机跑了。他老婆招手，让我拉。”
“说实话，我不想拉。身上都是血，再加上我怕惹麻烦，你知道的……”廖一平有些烦闷地吐出一口气，问我有没有烟。
我给他点上一支。
“后来呢？”我问。
“到了医院，扯皮，说是我撞的。”
“我赔了他3万。”廖一平拿手指轻轻揉着自己的太阳穴，烟灰轻轻落下，染白了他的头发。“×他妈！”廖一平轻声骂道。他的声音很轻，可是我依然能听出来隐藏在语言之下的恼怒和愤恨。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我静静地靠在车椅上，看着廖师傅。他原本浓密的眉毛，此时像墨团一样，拧在一起，双眉之间现出川字形，两颊因为情绪激动而染上了一层如同醉酒的红色。
“我老婆说我是个大傻帽。”
“我也觉得自己是。”他说。
车缓缓停下，红灯。廖师傅握着方向盘，低声说：“想杀人，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想杀人。看谁不顺眼，就撞死他！”
“那一阵儿老想着这个，天天心里跟烧了一团火似的。”
“5月17号，我还记得日子，往劲松派出所走的那条道。一个人骑摩托车逆行，直接冲着我来了。当时我就握着这方向盘，脚挨着油门。我真的想撞死他！真的！”廖一平深吸一口烟，“怎么总是你们违反交通规则啊！怎么总是你们欺负别人啊！我感觉整辆车都发烫了，马达嗡嗡地响！踩！撞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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