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表叔又来了，送来两块自制的腊肉和几把面条，还有我们最爱吃但城里的菜市场中不易买到的油菜头，临走，还给每个侄孙侄孙女发一个红包。红包也是自制的，用红纸和带着粮食香气的糨糊黏合而成，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孩子的名字以及“新年快乐、健康成长”之类的文字，里面装着一张崭新的10元钞票。这是他多年如一的规定动作，在距春节前十几天一定要完成，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整个正月不进城里来。因为这样，可以躲开亲戚们给他的孙子发红包。他这样的举动，还包括亲戚们每一次婚丧嫁娶的酒席，他通常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送最大一份贺礼，但这份贺礼与另外的贺礼相比，也如他的压岁红包与别的压岁红包之间的差异一样。他为了不占酒席位子，总是悄悄躲得很远。他不想被人当成空手套白狼的穷亲戚。
对于被一年比一年厚的红包撑大了胃口的孩子们来说，表爷爷那个外表土气且身材瘦小的红包引来的轻视与不屑是可想而知的，拿到表爷爷的红包后，性格内敛一点的孩子，将红包在脸上扇扇，做个鬼脸坏坏地笑一下；而性情外露一点的，则撇撇嘴，有声或无声地说一声“抠门”。对于这些在银行账户上积累的压岁钱都超五位数的小富翁来说，这10元钱的小红包，实在太小了。而在这个以大小论红包美丑的时代，它的不招待见，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决定了某些侄孙儿们对这位表爷爷的观感。
表叔也是知道孩子们对他的看法的，但他从不计较，也不争辩，更不会向孩子们解释这10元钱需要他卖5斤米，这5斤米需要收8斤谷子，8斤谷子需要他在1.5平方米的稻田耕种收割忙活几季，他全家可以凭此过两天的生活。在发完红包之后，他总半是愉悦半是遗憾地离开，让观者心中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表兄妹们似乎也有此同感，有人曾当面对表叔说让他今后别再给孩子们发红包。表叔总是笑笑，说：“这大过年的，给孩子们送个祝福，添点喜气，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穷人，连祝福别人的权利都没有吧？”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平静得让说者在心中暗骂自己浑蛋，并忍不住向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把压岁钱和春节贺礼搞得跟军备竞赛似的，你砸过去三百五百，我报复性地回五百一千。心里并不完全情愿，而嘴上却笑嘻嘻的。这样的结果，是红包越来越厚，而人情却越来越薄，亲情中一些温暖的东西在悄悄变冷变淡。每个人都在抱怨不妥，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自己开始着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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