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不能不注意儒家对“文与质”关系的论述。
《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
按照我的理解，“文”，顾名思义，是一个人外在的风度，所谓“文采”；“质”，是一个人内在的本性，所谓“气质”。儒家强调一个人外在风度和内在本性的统一，所谓“文质彬彬”，这是非常合乎儒家“道中庸”思想的。
儒家文质并重，是受到道家批评的。《论语·颜渊》中，引述一个叫棘子成的话，这个人问孔子弟子子贡：“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棘子成的思想就是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也就是“重质轻文”的思想。子贡的回答很聪明，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子贡进一步强调了儒家“文质一体”的思想，而且通过比喻将“文”的价值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假如把虎豹去皮，那么它们和犬羊就没有区别了。”言外之意，正因为虎豹的斑纹，使它们区别于犬羊。“文”，怎么可以少呢？
但道家不这样看问题。庄子说，“虎豹之文来畋。”那意思是说，正因为虎豹有漂亮的皮毛，所以遭致杀身之祸。假如虎豹没有漂亮的皮毛，猎人们是不会捕杀他们的。庄子由此引申，做人，也不该有漂亮的纹饰。人有了漂亮的纹饰，就让自己从众人中凸显出来了，而这是很危险的。民间不是有“出头的椽子先烂”的说法吗？人最安全的状态，是“泯然众矣”的状态，而要做到“泯然众矣”，去掉外在的“纹饰”是重要的手段。
道家讲“明哲保身”，所以反对“文”。还不止此。《庄子·缮性》中，对儒家“重文”导致人心扰乱的事实做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应该说，道家对儒家“重文”的批评，还是搔着了痒处的。中国人的确因为“重文”，有走向虚伪的倾向。《红楼梦》说王熙凤“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就是这样。庄子认为“文灭质”，也的确不是危言耸听。社会上的确有那样一套，很吃香。一个人，只要外在给人热情如火、礼数周到的印象，他在社会上就会很吃得开，不管这个人内在本性是否很自私很阴暗。我们中国人在为人处世上很“重文轻质”，这一流弊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伤害很深，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文化遭受到最猛烈的抨击。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原始儒家，是讲“文质并重”的，我们批判儒家，应该指的是被官方化了的、被歪曲了的儒家，而不应该是原始儒家。
《论语》讲“文质彬彬”，那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只有外在的风度和内在的善良、无私的本性有机结合，才可能接近完美。“文”与“质”如何结合？《论语·卫灵公》给出了答案：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这句话杨伯峻先生译为：“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语说出它，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真个是位君子呀！”
按照我的理解，君子以“义”为质，以“礼、逊、信”为文，从而达到“文质彬彬”的高尚境界。孔子把“义”放在首位，可见在他心目中，“质”还是首要的，然后才是“文”。就像在他心目中，“仁”是首要的，然后才是“礼”。只不过，原始儒家的思想被官方化之后，实在也开始妖魔化，以致最终在社会上演变成了“重文轻质”的东西，走向虚伪，这是很可悲的。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让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今天的中国人，外在的“文”和内在的“质”都有欠缺。就外在的“文”来说，言行粗鲁，不讲逊让，不讲诚信，不讲公共道德，随地吐痰，随地乱扔东西，不排队，随意损毁公物；就内在的“质”来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没有同情心，没有自省意识，不是以“义”为质，而是以“利”为质，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做。所以，在当代社会，重提儒家的“文质彬彬”，讲求“文质并重”，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弘扬儒家“文质彬彬”的思想非常必要。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觉得魏晋时代，道家佛家思想居主流，人们不大会重“文”的，酒鬼刘伶不是奉行裸体主义的吗？那个时代似乎应该以“任诞”为主潮，其实不然。举《世说新语》中的一则很能说明问题：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由此可见，即使在魏晋时代，人们还是很反感放浪形骸的人，“名教中自有乐地”，应该代表当时社会中很大一部分的观点。所以，就像英国有所谓“Gentleman（绅士）”一样，中国人，也应该恢复“文质彬彬”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和谐完美，实在是需要“文质彬彬”的中国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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