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代名臣，成长路上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极大。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到了而立之年，此时他一心想出人头地一展抱负，却不得法，即使身为一个文人，对于当时名目繁杂的学问，他也感到没有头绪难以入手。带着满腹疑问，他去请教当时的太常寺卿唐鉴，彼时唐鉴深受道光帝器重，声名鹊起。
唐鉴告诉曾国藩：“学问虽然众多，归结起来不外乎义理、考据、文章。但考据学是舍本求末、遗精求粗，既无益修身齐家，又不关心社会现实，从中学不到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文章之学固然好，但从古至今，儒家学者一直讲求文以载道，若不精于义理学，诗文词曲终是做不好，所以，你应抓住根本，从义理之学入手。”唐鉴要曾国藩学习义理之学，同时也是教导曾国藩要确立正确的思想信仰。
对于当时还只是模糊地以做“以文章报国，可以无愧于朝廷的词臣”为志向，停留在“寻声逐响，追名逐利”锐意功名中的曾国藩，唐鉴的见地开启了改变他一生的大门。曾国藩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如此评述当时唐鉴对他的影响：“思想上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洗礼，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和做人做事的思想基础。”
唐鉴主张治学从修身起，谆谆告诫曾国藩“从现在起克制私欲、戒欺戒玩，把握住身心。”曾国藩听进去了也如是遵行，其后为自己定下“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等十二条规则，严格约束自己。
在修身意识上，唐鉴的引导只是一个起点，真正在修身修为上对他产生震撼影响的是另一人——倭仁。
倭仁是同治皇帝的老师，翰林院掌院的大学士，在修身上倭仁有对自己极为严苛却行之有效的特别方式。倭仁每天会做“日课”，即把每天从睁眼起床到就寝前的一言一行，尤其是思想中任何一个隐秘的不良念头、私欲、贪念，一日里所有不检点之想法行为，全部记录无遗，毫不留情地警醒自己，达到改正过失的目的。更令人敬佩的是所记这些并不是关起门来自我反省，暗中改过，而是要公之于“众”，在同僚间相互“批阅”，把私密的念头示人，达到心无不可告人之事的修为，互相指出对方不足，互相学习彼此优点。
曾国藩听闻后极受震动，从此亦对自己的一心一念严加观照，仿照倭仁每日里一念一事，皆记录在册，敦促自己，弃恶从善。
圣哲大德者必有其过人之处，而这些不凡不是一蹴而就的，曾国藩儿时并不显聪慧，靠着严格的自律、坚持和勤奋成就了自己。
“每一个时代都有迷茫，每一代人都在寻求出路。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在历史上也曾一次次出现。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看当时的大人物们如何解决如何解答，启发自己换个姿势奔跑。”佛家更说“种因得果”，先贤为后人演示了立世为人求成的范典。后人谦心遵训而行，为自己的人生路上种下良因，亲贤能，读好书，走正道；修身、奋斗、正知正念，使自己最终采撷到甘美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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