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到蚌埠坐高铁只需两个小时。九点刚过，我在蚌埠南站拦下一辆去怀远县的班车，然后换小巴到双桥镇，再换更小的小巴。车厢被挤得满满当当，我和几只鹅坐在一起。窗外，初春的雨有一搭没一搭地下着。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烂泥地里。
晌午，一身泥巴的我站在张东村的村口。这段路，母亲当年要走上两天一夜。
我找到了张见本，他是40年前母亲的生产队队长，他身板依旧硬朗，蹲在门口捧着大碗喝红薯粥。我问他是否还记得有个上海知青叫××，她是我母亲。他愣了好一会儿，突然蹦出一句：“我的个娘嘞，××的儿子。”
老队长放下粥碗，领着我去看母亲和她的同学们住过的土屋——早已是废墟一片，又指给我看他们耕过的地、走过的路。他对每个路过的老人吼：“看看，××的儿子。”老人们张大了嘴。一位大娘攥着我的手不放，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30多年来，我是头一个回到村里的知青后代。
母亲是个平凡的人。我寻找的，不过是一段平凡的历史。
二
母亲本不该去怀远。
1969年的秋天，16岁的母亲和同样热血沸腾的同学们响应领袖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六九届的初中生“一片红”，统统下乡插队。母亲的第一志愿是黑龙江呼玛，只因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外婆心疼她身体弱，偷偷去学校找老师，把志愿改成了离上海较近的安徽省怀远县。
名单公布那天，母亲哭着回家，因为有同学说她是“叛徒”“逃兵”。和外婆大吵若干架后，1970年3月23日，母亲坐上了开往蚌埠的“知青专列”。上海站挤满了送别的人，火车开动，哭声一片。十几个小时坐到蚌埠，迎接的人群敲锣打鼓。向领袖宣誓后，母亲和同学们坐上卡车，直奔双桥公社，然后换驴车，最后步行6公里，才来到张东小队——被称为“怀远县的西伯利亚”的地方。
迎接知青们的第一顿晚餐是绿豆籼米饭，黑乎乎一坨。上海来的姑娘们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吃食，不知如何下口。一旁的村民悄悄咽着口水。六八届的老知青赶紧劝：“快吃吧，以后连这个都吃不上了。”
母亲诧异地发现，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孤儿特别多。有老人悄悄告诉她：“1962年断粮，连树皮都被扒光。年轻的父母听不得娃儿饿得整夜哭，一口稀粥留半口给娃。实在没力气了，就卸下门板，躺在家里等死。”
母亲和另外四个上海姑娘住进一间黄土夯的屋子。每天天不亮就出工，耪地、除草、打谷、喂猪，夏天看瓜田，冬天磨豆腐。晚上点着蜡烛学习领袖著作，写心得体会。最辛苦的是抢收麦子。早上四点不到，生产队队长张见本的起床号就吹响了。干四小时活，然后回村里吃早饭，吃的是红薯粥就着红薯馍馍，吃完一抹嘴再往地里赶。午饭在地头解决，红薯馍馍拌辣椒。母亲的腰酸到直不起来，跪在地上继续割麦子。等收工号响起，已是繁星满天。回到屋里啃两口冷馍馍，倒头就睡，话都说不动了。
母亲憋着一口气，苦活累活抢着干，只为了不让农民看轻“城里来的姑娘”。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嘛。她是五个女知青中唯一的“妇女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是8分8厘7。当时寄往上海的邮票8分钱一张，一天活干下来，寄封信的钱都不够。年底回上海探亲，大队会计一打算盘，刨去饭钱和其他开销，总共挣了10块钱。可就连这10块钱都发不下来。张队长过意不去，凑些黄豆、绿豆、粉条，还有极其珍贵的芝麻油，装在驴车上，送姑娘们去火车站。
母亲年年是标兵、知青代表，有机会去双桥公社或怀远县城开大会、听报告。开会是个美差，代表们自带面条，在会场统一下锅，拌上公家的芝麻油，喷香。有人教育母亲，开会前饿上两天。知青们干瘪的肠胃长期不见油水，一吃就拉肚子，拉完接着吃。某男知青吃到“两头冒”，最后被担架抬走，成就了一个传奇。
母亲的榜样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的梦想是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乡村女教师。那时上大学只有“工农兵大学生”一条路。1976年，公社下发一个读大学的名额，所有人都觉得非母亲莫属。公社领导找到她，语重心长，循循善诱，让她把名额让给另一个姑娘——“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明年一定送你读大学……”母亲答应了。不料1977年形势突变，“工农兵大学生”被取消，恢复高考。母亲让外公寄来复习资料，每晚看书到深夜，白天照样干活。不巧的是，考前一个月，母亲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肃的外公流泪了。
三
母亲说，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公社，她哭到昏死过去。那时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最高领袖的检阅——像无数狂热的少男少女一样，挥舞着“红宝书”，喊着震天的口号，任热泪横流。
母亲说，她也曾迷茫，甚至动摇过。第一次是外公被“打倒”。第二次是听说饿死人的事情。第三次最为刻骨铭心：公社有三个上海男知青，是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从来出工不出力，一有机会就躲在屋里看书。1977年三人全部考上大学，风光离开。母亲年年被评为标兵、模范，到头来只落下一身的伤病。
在线客服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