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我记事时全国上下正在搞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我住在外祖母家——河北省晋县田村公社南旺大队。我清楚地记得，我的舅舅最爱跟舅母讲的一句家常话竟是：“你怎么就不能为文化大革命操点心？”在一个小孩子的眼里，文化大革命就是“揪斗坏人”——简陋的厕所里写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打倒×××！”；刚开始学写作文，就要写“大批判稿”；昨天还好端端来家里串门的一个远房舅舅，今天就成了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大坏蛋……那时的我，是个根正苗红的“红小兵”。
我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引得大人们总逗我背诵。我的“背功”，大概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吧。除了“红宝书”，我几乎不看别的书（其实，想看也找不到）。
我15岁那年，懵懵懂懂地撞上了一本书——雨果的《悲惨世界》。对于书中那个叫冉·阿让的人，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究竟是个坏人还是个好人？他偷窃、越狱，是个苦役犯；但他又是个成功的商人、能干的市长，他深切地同情着芳汀母女，当得知商马第在替自己受审时，他毅然决定抛弃市长的头衔、身份，投案自首……这个遭际非凡的苦役犯揪痛了我的心。揪痛我的心的，还有小珂赛特。我多么怜爱那个8岁的女孩啊！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亲眼目击了这个场景——穿着破旧衣服的珂赛特，走在去森林里提水的夜路上；在路过笼在烛光里的玩具店的时候，她偷偷看着那穿着紫红衣服的洋娃娃；当可怜的女孩提着沉重的水桶走在可怕的夜路上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大手悄悄伸过来，使她陡然感到水桶变轻了许多……那只手，是冉·阿让的手。它在分担了珂赛特手中水桶重量的同时，也拿走了我的深重的忧悒。我清晰地记得，我在这页文字上哭过。
——15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了“善”的力量。
那时我还无力说出“好的阅读”究竟是什么，但已约略觉出，《悲惨世界》在我心里炸出了一个大坑，并在我身上留下了终生难愈的、细密难言的伤口。这伤口那么痛，又那么令人不舍。它以撕裂我的方式，拯救了我。
后来，当我牵着儿子的手来到圆明园，当我和他一起读雨果的《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儿子疑惑地问：“妈妈，雨果说的两个强盗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可是，法国不是他的祖国吗？他在说他的祖国是强盗吗？”我回答说：“是的。人道主义，没有国界；正义，在国家之上。”
2001年，我赴法国公干。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激动不已地在心里说：“感谢法兰西为人类贡献了维克多·雨果！”我盼望着能有机会去“先贤祠”拜谒雨果先生，但是，我们的行程中无此项目。车经过“先贤祠”，我央人为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心里有个温柔的声音在说：就当是与长眠在此的雨果先生合影了吧。
2010年初春，一家电视台邀我去担任“西方人文大师”的主讲，让我从众多大师中挑选一位自己“中意”的作家。“雨果！”我不假思索地说。对方笑了，说：“啊？怎么这么多人都抢雨果呀！不好意思，雨果已经被人选走了，你另选一位吧。”于是我选了巴尔扎克，因为讲巴尔扎克注定绕不过雨果。众所周知，巴尔扎克是个狂傲自负之徒，他目空一切，恃才放旷，经常与朋友开一些粗俗的玩笑。他曾捕风捉影，在大庭广众之下信口评说雨果的私生活；他曾在报纸上尖刻地批评过雨果的剧本《欧那尼》；他还曾当面指责雨果放弃“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头衔是哗众取宠……他对雨果所表现出的不屑一顾甚至敌意，令整个法国文坛为之咋舌。然而，巴尔扎克临终之际，只有雨果在深夜来到了他的病榻前，紧紧握着被子下面那双冰冷的手，给他抚慰，给他温暖……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雨果先生沉痛地宣读了著名的《巴尔扎克葬词》。他称巴尔扎克为“惊人的、不知疲倦的作家、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天才”。他说：“德·巴尔扎克先生在最伟大的人物中名列前茅，是最优秀人物中的佼佼者。他才华卓著，至善至美……”
雨果，用大爱与大善拥抱了世界。他博大的怀抱里有小珂赛特，有敲钟人卡西莫多，有笑面人格温普兰，有对他睥睨不敬的巴尔扎克，也有遥远的中国圆明园……雨果说过：“善，是精神世界的太阳。”
每一个写作者，都会有一个他由衷服膺并自觉不自觉仿效的人。虽说我写作的文学样式不是长篇小说，但是，雨果一直是在精神上照耀我、在创作上引领我的人。他引我关注苦难人生，他使我相信人心向善。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他让我看见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答案——当冉·阿让偷走米里哀主教的银器后被警察擒住时，米里哀主教不但站出来做了“伪证”，声称那些银器都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还说还有一对银烛台他忘了一并带走。末了，主教悄声对冉·阿让说：“不要忘记，您拿了这些银子，是为了去做一个诚实人用的。”这话，冉·阿让记了一辈子。我也将记一辈子。
文学的终极使命，是一种灵魂的救赎。我庆幸自己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读到了一本不合时宜的书，这本书唤醒了我心中沉睡着的一个无比柔软的自己。我爱这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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