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三十有四，从十七年前高中毕业开始，我就没有再花过父母一分钱。
当年高考结束，我去工地干活儿，先做力工，又做架子工，忙了两个月，挣了一千块，刚好够交大学第一学年的学费（我读的是农业大学，补贴多，学费少）。
除了交学费，还得吃饭，饭钱是我勤工俭学挣的——我在大学里扫了整整一年厕所，学校每月发给一百二十元工资，不吃肉，少吃菜，这点儿钱足够填饱肚皮，甚至还能结余出二三十块，用来购买一些必须的日用品。
大一扫厕所，大二做家教，大三开始帮老师做课题，到了寒暑假则去一家肉联厂扛箱子，大四上了半个学期，就去一家勘测规划院提前上了班。四年大学全靠自力更生，非但没有让父母寄过一分钱，还攒了点儿钱寄回去。
大学毕业后，买房，买车，以及结婚的时候送彩礼、办酒席，全靠自己挣。反观现在的小年轻，上学靠父母，买房靠父母，结婚靠父母，给孩子买奶粉的钱都得让父母出，都年近而立了，居然还吮着奶嘴儿不放，真是不可救药。每当看到这些啃老族，我真想愤怒地竖起中指。
冷静下来想想，竖中指绝对是不对的。第一，啃老的人太多，不啃老的人太少，少数人冲多数人竖中指，寡不敌众，容易挨揍;第二，我之所以不啃老，不是因为我牛逼，而是因为我的父母太穷，想啃也啃不到，假如我生在富贵之家，就算我咬紧牙关，我的父母会允许吗？
我有一朋友，北京大兴人，她卖稿挣钱，她老公开出租车挣钱，两口子收入加一块儿，抵不上一个小奸商，充其量小康而已，但是他们雄心勃勃要给刚满十岁的儿子在北京市区买房，将来儿子长大了还铁定给他找一个北京本地的姑娘……他们认为这就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不但要把孩子养大，还要把孩子养到死，前提是只要自己有这个能力。过去我耻笑他们，现在我自己有了孩子，竟然也很犯贱地感觉到了类似的“责任”。
解放前确实有很多像我一样不啃老的好青年，鲁迅和沈从文就是两个典型。
鲁迅留学日本靠的是公费，不要母亲出钱;在北京买房靠的是工资和借款，也不让母亲出钱;他在北京站稳了脚跟，马上把母亲从绍兴老家接过来享福，一连给老娘雇了三个保姆。他身为长子，一直在接济两个弟弟，周作人结婚的钱是他挣的，看病的钱是他挣的，周建人找工作也靠他一手操办。
沈从文自学成才，早早地当兵、当撰稿人，早早地养活自己。他在北京跟张兆和结婚，钱不够，咬着牙不跟家人说，一切简办，靠朋友凑的份子钱完成婚礼。他在上海做职业撰稿人，房租极贵，有时候交不起租金，也咬着牙不跟家人说，一有了钱就把母亲接到上海养病，把妹妹送到公学读书。
但鲁迅和沈从文都出身贫寒，假如他们像徐志摩一样是富家公子，那是否啃老就很难说了。
徐志摩的祖父是大地主，父亲是大富商，家里不差钱。所以他有条件去美国学金融，去英国学哲学，去德国学文史。他在剑桥读书，还有条件把发妻张幼仪接到伦敦陪读。学成归国，挣钱不多，开销很大，入不敷出，孩子靠父亲养活，连他雇厨子、雇车夫、下馆子、追美女的钱都得靠父亲补贴，完全是一个标准的啃老族。
跟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有一前夫，也是富家公子，大学毕了业，带着苏青去上海参加工作，工资不够花，写信跟老爹要钱，房租要他爹来出，保姆的工钱要他爹来开。上班一年，又要换租大房子，那时候上海一房难求，必须交给上手房客一笔可观的顶费才能租到手，这笔顶费也要他爹出，就像现在年轻人买房需要父母出首付一样。
行文至此，本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年轻人啃老，是因为父母有钱。但是这个结论并不科学，因为有钱的父母也完全可以让儿女自力更生。还以徐志摩为例，1926年他甩掉发妻去娶陆小曼，把父母惹翻了，拒绝再给他一分钱，他马上开始自力更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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