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不是自己的事儿
婚礼前半个月，我和大力去办婚礼的酒店见司仪，非常有默契地把所有“做戏”似的场面都从婚礼中删除了。父亲把新娘送上舞台，眼泪汪汪地交给新郎？不要！新郎单膝跪地向新娘求婚？拜托，我们就是成功了才来结婚的好吗！在舞台上设计个恋爱桥段重演？谢谢，真不用跟满场不认识的人聊那么私人的事情。一言以蔽之，我觉得自己像个侠女，带着十二分的气魄，大刀阔斧，删删删，一边心里乐得很：这总不会再有问题了吧？
其实我一开始就放弃了很多浪漫的幻想。我觉得自己已经够女汉子了，什么“婚礼的那天一定要完美”“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这些偶像剧女主角的心愿在我这儿一个都没有。
相反，从一开始，我就在本地各家婚庆公司展示的录像里，看到了各种悲剧：
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希望婚礼是单纯白色”的新娘，被本地婚庆公司操办出了一个满场马蹄莲，让乡亲们一看见就问“是葱吗”的婚礼现场;一个婆媳共办、各有主意的婚礼，因为婆婆要红色，媳妇要白色，最后变成红白相间的。
简单、简单、再简单——我和大力对婚礼的要求在一次次观看婚礼录像的历练中迅速统一：千万别整那些有的没的！
对新人来说，婚礼现场的大多数宾客是不认识的，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我的婚礼现场排位表最直接地呈现了这一点：孤零零的一桌“新娘同学”，被各种的“新娘母亲中学同学”“新娘父亲大学同学”“新娘父亲进修班同学”团团围住。
不需要长辈耳提面命，我已充分认识到一点：这婚礼不是我自己的事儿。
比较悲催但也非常幸运的是，与婚庆公司的接触由大力和我一手包办，婚礼上的所有细节我们都能自己决定。
我们没有挑播音腔严重的司仪，没有要花枝招展的喜庆风格布置，没有保留仪式中任何一点乱煽情的桥段。
我们对司仪说：“大气、简洁，你懂的。”
我们不知道，各种麻烦正排着队，等在命运的下一个转角。
婚礼似乎不应该那么麻烦
还依稀记得，20年前三姨结婚，我妈提前一天带着刚上小学的我回外婆家，姐妹们聚在屋子里说着笑着，轻轻松松地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
第二天，三姨出嫁，大家又跟到姨夫家里，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参观了他们的新房，就算完了。
那时候，婚宴的难点都在“自家操办”上。乡下有场院，倒是不担心场地，可是要找到能烧十几桌菜的师傅就不容易了，加上那么多的菜、点心、板凳圆桌、筷子餐具，样样都需要邻近的乡亲们支援。大人们关于婚礼的谈话，几乎都集中在如何能确保婚礼在那一天良好运转上。
如今，这些原本麻烦人的地方，成了属于某个历史阶段的回忆，甚至有些温馨起来。
不过，尽管我妈为她婚礼的“不讲究”自豪了多年，但事情到我身上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从前文学常识里背过的“六礼”，基本上换了个土名在现实中上演了一遍。
有时候也不免与时俱进些：比如一辈子没算过命的我娘亲，在知情人的指引下，于本城最大的安置房小区中找到了一位大师，掐指算了好多回，终于订出一个我和大力都方便回来办婚礼的日期。
迎亲礼即将到来前的半个月，就在我和大力愉快地告别司仪、离开酒店时，一场盛大的采购正拉开帷幕。
我妈和大力他妈充满热情地要为我们“布置新房”。现场基本上是这样的：两人欢快地走到市场，我妈拿起一块米色的小地毯细细打量，他妈一把按住：“别，要买红色的。”我妈一下茅塞顿开：“哎，原来还有这讲究啊，说得对！婚房嘛。那啥，大力他妈妈，还有啥需要讲究的？”地毯要买红色的，扫把要买红色的，漱口杯也要红色的……两位妈妈一拍即合，一路走一路逛，沉浸在布置一个吉祥的婚房的喜悦中。
我和大力都在北京生活，却得为了婚礼在老家设置一个“新房”。由于记忆中“参观婚房”是每一场本地婚礼最重头的秀幸福栏目之一，我愉快地接受了家长的这条建议。反正三线城市嘛，房子是现成的。
没想到接下来会遇到这样的局面：婚房变成了两位妈妈的情感寄托处。
从锅碗瓢盆到被套床单，充满喜庆色彩的物品一件件被运到了新房里。通过它们，两位妈妈憧憬的生活被勾勒出了样子。婆婆希望生活是红彤彤的、吉利的，充满喜气并且价廉物美的;我娘亲的理想生活水准则在一次次购物后水涨船高，买了蚕丝被，过两天再去抱一条澳毛毛毯，等下回再去抓一对乳胶枕。并且不知为什么，两边家长都不觉得需要问问我和大力的意见。
我犹如跌入了另一个世界
有那么一个晚上，我婆婆、我妈、我三姨都在新房里劝我要把彩条挂上。我被左一个“喜庆”右一个“老规矩”折腾得毫无招架之力，唯有连连点头。最后一看手机，爸爸偷偷给我发短信汇报自己的发现：“七大姑八大姨在劝你布置新房的时候，你老公一直在旁边摇头，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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