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第一次走进这栋楼。清晨，阳光已大片大片铺满房间，亮堂堂的。房子还没有装修，雪白的墙壁，是一种耀眼的白，闪着洁净而明亮的光泽。
搬家那天，父亲为我扛着一个沉重的大餐桌上了四楼，他抹一把额头的汗，重重地吁了口气——他的女儿，从此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婆婆也夹上小包袱，搭乘邻居的拖拉机，在黑夜来临之前，从乡下赶来了。她煞有介事地说：“新房子，第一宿一定要老人来压宅！”我觉得有道理极了。老人阅尽沧桑，积淀了厚重的底气，足以规避和震慑所有有可能作梗的戾气。会看风水的公公，大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有老人对儿女的爱，暖暖燃着，会保佑儿女在这所房子里安康顺利，一切都随心所愿。
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一家人可以安适舒坦地过日子了。夜晚，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次第盛放的昙花，辉煌，灿烂。整栋楼开始饱满，明亮，仿佛一只鼓着肚子的蚕，在暗夜里无声无息吐丝，透露着缕缕温馨。这时候，楼是温和的，有类似母性的光辉。我下了晚自习，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家的窗子，亮如皎月，远远的，朦胧的，投给我温暖的一瞥。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家更有诱惑力。一脚踏入家门的一刻，人便如陷落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温暖，踏实。日子里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从此可以落地为安。
我们这栋楼一楼有一家不大不小的超市，生活日用品，各种吃食，都有卖。老板是一个皮肤白皙的女人，叫翠平。有一段时间，播电视剧《潜伏》，翠平的名字，就叫得更响了。只是她比电视剧里的翠平漂亮。她每天把头发梳得溜光，风姿绰约地靠在柜台前，是“豆腐西施”一类的角色。更多的时候，她在店里店外忙忙碌碌，窈窕的身姿显出几分精干利索。我家里用的东西，一半都经过她手。店里生意很好，翠平不管多忙，都要把头发理得一丝不乱。
楼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男人，义务负责楼里的水电费收缴等事。他的工作清闲，又在屋子里呆不住，所以长期在楼口驻扎，看熙攘的行人，鱼贯的车辆，脸上显出隔岸观火的神情。我们都叫他“胖子”，他不恼;郑重其事叫他名字，他还嫌你见外。胖子就像楼的守护神一样，与楼一起矗立。没有人不认识他，就像认识这栋楼一样。他在楼口一蹲，屁股下的方凳吱吱扭扭，颤颤巍巍。他安稳地坐着时，仿佛一尊慈眉善目的弥勒佛。我们晚上散步回来的时候，他还在。有时和一群人胡侃，有时在微红的灯光下，张圆嘴巴，打着呵欠。
楼上人家的女儿要出嫁了，嫁到外地。大清早，楼里的居民就在锣鼓喧天中醒来。一支鼓乐队在楼下轰轰烈烈闹开了。一队人马，红妆浓抹，分外喜庆，欢腾地起舞。我听得楼道里热闹起来，急忙光着脚开门，要去看热闹。门刚打开，正好撞上新娘子下楼。她无限娇羞无限喜悦的眼神，惊鸿一瞥般擦过，在我的记忆中定格。她微笑着招招手，像一位盛装走在红地毯上的明星。这楼里，还有这么美的新娘子！一年以后，她抱着一个胖小孩回娘家来。众人把她围在楼口，讨论着她的腰粗了几圈。她忽然说：“不知为什么，回娘家来，就住不够！”她抬头看看楼，眷恋的眼神温润绵长。
住进来的第四年，有一天凌晨三点多钟，我突然被几声怪叫惊醒。声音凄厉而绝望。楼里的灯，也啪啪地一盏盏亮起来。人们出了房门，楼道里骚动起来。大家议论纷纷。很快，二楼的男人被120接走。早晨，传来男人死亡的消息。男人才四十多岁，却病了很多年。丧事回老家办。这是这栋楼十几来年经历的唯一一次死亡，仓促而令人唏嘘。阴云很快就消散了。本来，楼，就如同一棵不停新陈代谢的树，总有不断凋零的叶子，即使是在盛夏。生老病死，再自然不过。
十几年过去了，有些人搬走了，有些人搬来了。谁能想到，我们也要搬家了，离开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多少年里，一直在这里过着踏实而朴素的生活。这里所有的人和事，都已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楼里的人，楼外的事;楼里的日子，楼外的风景，都像结成一个生物链一样，相互依存，彼此依赖。要离开了，真的非常珍惜那份唇齿相依的体贴和温暖。
我们把这房子卖掉了。我把卖房子的钱，塞进手包里，厚厚的一沓，鼓囊囊的。一瞬间，心却空成一片，空得不能承载任何记忆。从22岁到33岁，我人生最华彩的一段，就在这房子里。孩子在这里长大，我在这里变老，时光如水逝。流年，仿佛手中一个个放飞的七彩气球，飘远了，落到了遥不可知的天外。我能够握住的，仅仅是旧居里的碎影。
如今搬了新家，每每路过旧居，我的目光都会探寻着曾经的踪迹。“燕子归来寻旧巢”，我觉得，这座楼也在俯视着我，无限怜爱。又或者，是在愠怒，怨我离开得太任性。抬眼望，天空湛蓝，老树蓊郁，楼，依旧高耸，昂扬着，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倏地，心里弥漫过暖色的记忆。我的眼睛在一片澄澈中，湿湿的。
夕阳下，云霞飞渡，光线忽明忽暗。我看到，翠平在店里忙忙碌碌，胖子微眯着眼睛，蹲坐在楼前。
生活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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