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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骑着单车还能恋爱的时代。
有乐队在空洞的废弃教学楼里玩音乐，有人在谈论诗歌，高声说出梦想也不会被人笑话。
那时候，张叉叉还在拼命读武侠，对喝酒吃肉的江湖心怀向往。江湖中人没有正经营生却永远有银子花，这是张叉叉无法成为侠客的根本原因。那时候，我们还很随便，分分钟就喜欢上一个姑娘。张叉叉把他喜欢过的姑娘都写进了文章里。在纸上的世界里，他过得活色生香，二八佳丽打破脑袋抢着要跟他好。可事实上，他连姑娘的发梢都没挨过。
那时候，我们住简陋到极致的集体宿舍。那是一片新建的厂区，位于荒郊野外，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没有报纸杂志，没有年轻姑娘，没有一切精神生活。我对原始人般的生活现状表示不满，整天喋喋不休地抱怨，但为了钱不得不继续坚守。张叉叉却显得很无所谓，他以冲凉为乐，从夏初一直冲到深秋。
放假的日子，我们赶紧骑上破单车，穿过金黄色的油菜花的海洋，穿过炊烟袅袅的村庄，穿过海风腥臊的渔场，骑行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繁华的市中心。我们大口呼吸着城里的空气，拼命往人堆里钻。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觉得人类那么亲切，才意识到扎堆那么重要，就连路边循环播放的招揽顾客的烂俗口号都格外动听。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恶补资讯的空洞，似乎只是看一看琳琅满目的商品和表情各异的人类，就能获得精神上的无限满足。
偶尔，我们会无比奢侈地在旅馆开一间房，睡一晚，第二天继续流连于霓虹闪烁的城市腹地，直到下午才回到厂区。我觉得自己就要离开那块不毛之地了，但是我还没有攒到足够的钱和勇气。
张叉叉继续写小说，他把文稿保存在办公室的一台电脑上，很晚才回到宿舍。每次回来，他都兴奋地唠叨着字数和情节的进展情况，有时候他还会询问别人的意见。不过，谁也没认真听他的话，大家忙着发呆或者盘算未来，没空理会他。
我那时候打算报考美院，于是重拾画笔，和张叉叉一起坐在办公室里熬夜。张叉叉把键盘敲得劈啪作响，我的铅笔落在画纸上，也发出呲呲的声响。这两种声音使我的神经莫名地兴奋起来，运笔越来越快。我感觉到神灵的眼睛穿过浓重的黑暗在看着我们。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叉叉，他刚写完一个高潮迭起的段落，正无限满足地仰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主管进来了，他默默看了看张叉叉的电脑界面，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画稿，然后拉掉了电闸。他说：“都回去吧，别再浪费公司资源了。”
第二天，那台电脑不见了，不翼而飞的还有电脑里存放的文稿，那是张叉叉奋斗了20多个晚上的产物。不过，他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和愤怒，而是一如既往地无所谓，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都在这里，不会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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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辞职了，并且迫不及待地搬离了那个没有美女的荒郊野外。新的住处离我报考的美院很近，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因此有机会去美院蹭课，并且自此公然出入图书馆。张叉叉决定把躺在脑袋里的那本书写完，他淘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接上网线，从此蛰伏在家，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比如某网站力邀他加盟，某机构又与他签约，阅读量创新高，粉丝数过万……只是，没有一分钱进账。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即将成为万众瞩目的人气作家，日进斗金。
不过，在成名之前，我们还需要吃饭和交房租。那时候，我们都已经毕业，羞于沦为啃老族。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文化公司找到一份兼职，给一本儿童杂志绘制漫画，张叉叉负责写动画脚本。这份并不费力的兼职却带来了颇丰厚的收入，结算工资那天，我们勾肩搭背、手舞足蹈，像两个神经病。晚上，我们对小餐馆的油爆肥肠和麻辣豆腐赞不绝口。张叉叉特意买了一罐啤酒，喝了几口，又向我要碳酸饮料了。夜色空蒙，微风醉人，走在回住处的路上，我感到莫名的振奋，忍不住唱起了歌。
那时候，虽然穷困潦倒，但始终相信美好的未来就在正前方。只要坚持，就能到达。
美院的招生考试结束，冬天已经深了，我匆匆赶回家。张叉叉也写完了故事，正通过网络卖力地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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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故乡的小镇，一切都是熟悉而亲切的。父母的关怀备至令我感到惶恐不安，我承担不起那样无私的爱。落雪了，小镇宁静而乏味。早晨躺在床上，鞭炮声此起彼伏，和窗外单调的风景对峙，百无聊赖。亲戚们嘘寒问暖，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关心庸常的生活。这个地方虽然温暖，但是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受不了它的乏味。用矫情的话说就是：在这里，我的内心得不到任何响应。
张叉叉已经不再把大富大贵的希望寄托在写文章这件事上，我也考砸了。我们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找份靠谱的工作糊口。造化弄人的是，我最终被一家媒体录取，从此走上与文字打交道的不归路；张叉叉却进入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与他热爱的文字没有半毛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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