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的礼仪，双方在做面对面的交流时，总该用眼睛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才好。因为那是你尊重对方的表示，是你在认真聆听对方话语的证明。而华夏民族似乎没有这样的谈话礼仪，我们只是一味讲求洗耳恭听。为了这洗耳恭听，那听者竟然常常是低着头的；于是，自然也就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了。
后来，渐渐地便开始有人非议国人的这种说话习惯，拿他人的礼仪挑剔起自家的礼仪，弄得我们仿佛压根就不懂得谈话的礼节似的。其实，相比于西方，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最善于倾听的民族。我们对“宁静致远”的崇尚，对“沉默是金”的信奉，所表达的无不是对倾听的热爱。
说到本质，听觉的内涵是谦逊的；在拉丁语中，听的本身恰恰就有着恭敬、顺从的意思。事实上，若是没有了这样谦逊的情感，听便只能沦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即使话语进入了我们的耳朵，它也仍旧难以抵达我们的心灵。总之，真正的倾听永远离不开谦恭的内心。
迎取对方声音的应该是我们的耳朵，而非我们的眼睛。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灵之门正在向对方敞开，我们丝毫没有心不在焉。况且，话语交流过程当中那专注的眼神，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我们不分散倾听时的注意力呢？
而就视觉来说，距离始终是需要的：太远看不清，太近看不成。而听觉取消距离，声音从一个人的口中直通另一个人的耳朵，随即触动其心弦，进而引发双方身体的共鸣和默契。不用亲吻，也不用拥抱，彼此便可感受到来自你我身体的友爱和温暖。
倘若我们能深深领会听觉的真谛，还有我们那根深蒂固的倾听习性，我们便不难明白，在听取对方的讲话时，我们确实是不愿盯着对方的眼睛或面孔的。毕竟，听觉的谦逊与专注造就了我们高度敏感的心性；而视觉在本质上又是富有好奇与急切的进攻性的，故此，我们注定不好意思将这种目光直对他人的眼睛和面孔。我们与生俱来的腼腆以及含蓄，实际上恰是同我们的这种视听习惯息息相关。所谓的羞感，也只能在这种倾听的过程中得以生成。我们倾听着，我们羞涩着，这羞涩更与我们的心存敬畏紧密相连。
很难想象，林黛玉在听贾宝玉说话时，会一直目不斜视地瞪着他的眼睛。每每想到这一情景，我倒是不由得要忆起徐志摩的那句诗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就是在这低头旁顾的娇羞之中，那不知何处安放的目光款款诉说着旷世的深情。岂在朝朝暮暮的两情相悦，诉说的难道不正是这样一种缱绻？听到你在就好，又何须要看个清清楚楚？牵挂用的不是眼睛，是耳朵，否则，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又如何能够感知到你的一举一动？因为坚信听觉的力量，故而我们再也不用惧怕思念，执着的思念最终又成全了我们无可比拟的耐心。
说实话，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优点，都是来自于它对耳朵的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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