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我与好几个同事一起，被报社派去香港拍摄纪念回归十周年的专题素材。
和同事们到香港之后，顿觉开心。到处是繁忙而有条理的景象，街道招牌上的繁体字也让我欣喜，它们存在的意义似乎不是广告，而是在向我确证自己并未因什么而改换过门庭。大街上的斑马线边，人们整整齐齐地等着绿灯，红灯一停，人的巨大方阵在第一秒钟像是被弹射了出去。我像意外蹬进了一条陌生的河流，变得手足无措。周围一切都在忙碌忙碌，前进前进，我却像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不禁愧疚起来。好在河水不是太深，好在我还可以回到社会主义广州去，瞬间又庆幸起来。下一个瞬间又觉得自己不想走，想留在这河流之中。
在香港，最实惠的吃饭地点当数茶餐厅了，香港茶餐厅，形式虽然和广州几乎一样，但有本质区别：够吃，而且做得好。比如点一份牛扒饭，那就有一块大的、做得又香又嫩的牛扒。虽然一份饭菜比广州要贵上十几元，但你全无交了钱又受蹂躏的憋屈。
在香港地铁上，竟遇到过一位男士给我们让座的事。我跟着几个同事冲进地铁，见有座位，相继落座。座位差一个，我还在站着，一位在旁边座位上看书的男士见我们是一起的，随即默默站起身，笑着示意我坐下。真是为抢座的心惭愧，我尴尬地站着，再不好意思去坐。后来也跟同事讨论过这个事，为什么香港人跟我们不太一样？结论是：他们讲“奋斗”却不是讲“斗争”的。究其原因，他们教育的根本是教人向善的。当内地人努力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说要受到好的教育，其实聪明的家长很明了并不是去学数理化。数理化中国教得并不差，最根本上的好教育是让人心向善。不一定西方才有，华人世界也有。
就是那次在香港的一天晚上，我跟同事从山上拍夜景回来，打车回到酒店大堂，发现相机包丢失，用了三年的徕卡MP相机连同镜头丢在了出租车上。发现时，出租车已经开走，我急得跺脚。懂粤语的同事连忙帮我打电话报警，很快来了三位年轻的警察，迅速了解情况并联络交通声讯台播报寻物启事。那三位警察忙前忙后的关切神态特别令我难忘。
那天晚上，我是在极痛苦的等待中度过的。不仅是因为价值几万块的相机，还因为我跟它相伴几年走街串巷产生的感情，难以接受它瞬间就不在了。当时最强烈的愿望是希望时间能倒回去、倒回去，回到打车之前，回到上山之前，或者回到我没来香港之前……
天遂人愿，在我沮丧地回到广州一周后，香港警察打来电话，说相机找到了，礼貌地问我近期有没有时间再去香港。我激动地答道：“有，有，我马上就去。”
在湾仔警署证物科，我见到了我的相机。装相机的腰包、几个纽扣电池、三个胶卷等都被单独放在不同的袋子里，并缀有标牌，还附有打印的物品清单。通过警察联系到交相机的人，电话中对方却不肯接受任何酬谢……我没法具体了解警察在寻找相机过程中经过了哪些努力，但我想，之所以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那一定是个需要绝大多数人明理、向善、守法的地方。人心的安全，才让我们的东西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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