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与二姐一道在村头庙里读书。
那一年，由一年级升二年级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是62分。60分是及格线，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也让我稍感羞涩和不安。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的二姐分数有些高了，她的语文和算术，都是80多分。你试想，倘若她的分数比我的还要低，我的分数自然会显山露水了。
二年级开学那天，我迟迟不往学校迈步，如一个害怕对手而不敢登台的懦弱的拳手，磨蹭在拳坛下边等候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烦躁不安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有个亭亭玉立的女老师出现了，她身材苗条，满身都是某种让人着迷的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促使我们姐弟在学习上愈发努力，有可能更上一层楼。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那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洞穿人心，明丽温柔，宛若风光对季节的问候。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间，而我的同桌，奇迹般地不是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皮肤嫩白，人胖得像一个洋娃娃。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画下了一条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般的细音告诉我，彼此谁都不要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都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必须由60年代起源一样，似乎我的觉悟，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大都始于此时。
那一个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外的、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她姓张，是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她的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关系，工作从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份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与感激。
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考90多分，这不仅证明着我和她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她在课桌上画的那条中轴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不仅合理，而且蕴含深意。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的努力。我们的老师，漂亮、瘦高，面色蜡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一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自己肚里去，那病也就一定生生地传染与你了。
教室里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在她上课时，常有躲着她坐到后排的。可是我却不。我喜欢坐在最前排，坐在她的鼻子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脸蛋，听她讲语文、讲算术，说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鲜事。为了赶上那“洋娃娃”的学习成绩，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也看见过老师吃药。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我摇摇头。老师笑着拿手在我头上摸了很久。正是这一“摸顶”，让我的学习好起来。在期中考试时，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语文、算术平均成绩94分，全班第一；而我，两门成绩均为93分，名列第二。
这个分数，高于二姐。相比我的同桌，还有1分之差。仅1分之差。
原来，学习并非一件难事。我感到和她的这1分之差，是如此之近，仿佛仅有一层窗纸的距离。我以为，在学习上超越她，成为班里第一或年级第一，如同抬头向东，指日可待。那一年的暑假，我过得索然无味，毫无意义，似乎度日如年，盼望开学坐在女老师的身边，盼望着一场新的考试，就像等待一场如意的婚姻。
可是，终于到了开学那天，我的女老师，却已经不再是我的老师了。她被调走了。听说是嫁了人，嫁到城里去了。丈夫好像还是县里的干部。好在，女同学还在，还是我的同桌。开学时，她还偷偷送给我一个红皮笔记本。
新来的老师，男性，中年，质朴，乡村人。把他和我那嫁人的老师相比较，除了性别，还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他总是要进行测验和考试。而我在那时等待考试，就像在起跑线上等待起跑的一个运动员。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而是我的同桌女孩。
我们彼此只有1分之差。仅为1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终于又将考试。
我一夜未眠。想着明天就要考试，如同我要在明天金榜题名一般。兴奋像那时我不曾有过的朦胧爱情，完完整整地伴我一夜，直至第二天到校。教室外面的日光，从窗外漏落入教室内，使教室里如同阳光下的湖水一般明亮。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我扭头看了一眼同桌，从她的眼神，我看出她有些紧张，看到了她对我超越她的一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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