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走就走，想跳就跳，他们是如何在频繁的状态转换中“自得其乐”？
从“最难就业季”到“更难就业季”，如今一提到大学生就业，人们的脑海中总会蹦出同一个“难”字。而在这其中，有人说艺术生的就业可谓“难上加难”：连年不足5成的就业签约率，不足两成的就业对口率，以及普遍二到三成的高失业率成为不少媒体口中公认的调查数据。
当天马行空、个性张扬的艺术生撞上日益险峻的市场形势，前路必定会步履维艰。
自己也是艺术专业出身的记者，但我却不这么看，事实上身边就有不少同学虽然一路披荆斩棘，但却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阿鸣：日复一日地朝九晚五，绝不是我的菜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阿鸣——这可是读大学时班里公认最有想法也最有个性的家伙，据说两年前还曾把一份从上百人中脱颖而出的机关工作给拒了。手机接通，果然不出所料，阿鸣上来第一句话就把记者给震了：嘿嘿，我的经历有点传奇，把我的故事写出来，读者可别不信！记者笑笑：有多传奇？不妨说来听听。
“毕业五年五份工作，做过钢琴教师、演出策划统筹。文化市场调研等等，短的只做了一个多月，长的也不过一年多，但自我感觉倒挺丰富、充实的。”
第一份正经工作，是一位在校时曾经有过合作的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找到他。“教授的公司正在洽谈一个叫做“青城”的项目，为助力商业地产的开发打造一台大型原创舞台音乐剧，这是国内最早一批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之一”。作为助理，阿鸣每天的工作就是准备各种文字材料，然后伴随教授一同奔波在洽谈业务的路上……
一年多的努力，项目达成了，却到了阿鸣要面临抉择的时候：若要继续，必须离开北京，去到青城山的所在地成都常住。阿鸣有预感，这将成就一台高艺术水准的演出，可他还是决意放弃：“三年、五年，也许都要围着这一个项目转，我不愿放弃北京的一切，让自己的人生不受控。”
另一份奇葩工作，最爱自由的阿鸣竟是跟着一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搞了半年的纯学术研究。“受到万达影业的成功启发，北京的剧院群落是否应该出现了？我们就在研究这样一个项目。”不断地走访政府领导、企业集团高管，以及城市平民，调查了解各个层次的人群对于剧院项目的关注度。“我完全是抱着学习的心态走进这个团队。作为老板，那位哈佛大学的博士带给我一种全新的思维体系，而和我一起共事的伙伴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海归，那是一种多元开放的工作氛围。”
半年后，工作再次无疾而终，因为研究得到了否定的结果。然而阿鸣认为，一切都值得。“我们几乎把全世界所有的现场演出项目都研究了一遍，我相信这种知识储备未来将带给我无限大的能量。”
阿鸣也曾对看似稳定的机关单位抱有期望。2012年，他报名应聘一家拥有50年历史的国家艺术院团，从上百人中突破层层选拔。然而才待了一个月当即决定离开：“清闲到喝茶看报纸，完全不是我理想中的状态！”
如今，阿鸣找到了两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正在创业，搞艺术培训。阿鸣说正是兜兜转转几份工作，让他看透了当下文化生态的全貌。“所以我认为，这一定是一次靠谱的创业。”
佩爷：不爱拍广告的音乐人不是好导演
“雨未过，写完策划，画分镜，画完分镜，思考整理后期包装，然后是不是就要天亮了？”
“一堆关公脸的人物颜色是要怎样？大半夜气得胃疼，制片看到还不给气出大吐血啊？”
在记者的朋友圈里，侃爷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像打了鸡血的拼命三郎。怪不得毕业不到六年就频频遭遇猎头挖人，年薪20万起步。
“从央视到北京台，不到30岁就当上大主编，这一路看来是顺风顺水啊”，记者感叹。侃爷很严肃地说：作为一条向来只报喜不报忧的真汉子，谁能理解我的伤？“毕业虽六年，闯荡已十年有余”。
在传媒大学学习音乐制作，侃爷很早就开始尝试编曲、作曲、作词，还自组乐队。“因为宿舍断电，大一的时候我就从学校搬了出来。几年间换过七八个住处，但我始终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凭自己赚钱的能力交那点房租没问题！”
2007年大学还没毕业，侃爷就成立了第一家工作室，从音乐录影带做起，误打误撞开始拍广告宣传片。“我发现自己还是喜爱影像多一些，就摸索着走入了这个行业。”
“不是没经历过就业难”，侃爷说，“也许别人所谓就业难就是难找工作，而在我这里，可以更广义地理解为接单难、接活难，竞争压力大。”起初做工作室，一年中能赔标三四十次。不论如何拼尽全力做方案都无法中标，因为结果早已内定。
第一家公司名存实亡，转而另起炉灶开办第二家。这回找到朋友共同打拼，从注册公司，到资金注入，加上选址、装修，拍样片——“以为一切就绪，可朋友突然说‘考虑了一下还不想这么做’，那一刻就感觉天昏地暗”，全部积蓄一下子被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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