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总觉得过国庆节一定要看礼花，礼花就像大年三十的饺子一样，是国庆节的象征。便总盼着天快点儿黑，礼花早点儿腾空而起。
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前门外，紧靠着前门楼子。没有现在前三门那一片楼房，站在我家的房顶上，一眼就可以清晰地看见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国庆节放礼花，还是用大炮放，好几门大炮就排在广场上，列兵一样很威武的样子。大约要等到晚上八点以后，就听见大炮轰轰一响，第一拨礼花噼噼啪啪的，欢快地叫着腾空而起，像无数的孔雀开屏，把夜空一下子点燃得五彩斑斓，然后像倒垂的莲花，从天上下起一阵彩色的雨纷纷而落。那时候，感觉礼花就绽放在我的头顶，常常和小伙伴们踩得房顶上的鱼鳞瓦咯吱吱响，大呼小叫，惹得大人们指着我们骂。
上中学的时候，国庆节多了一个节目，就是要到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离国庆节还老远，就要开始练舞。我们学校是男校，要和女校的同学配对一起练习。男同学站外圈，女同学站里圈，一曲之后，里圈的女同学上前一步，后面的另一个女同学上来，一场练习下来，走马灯一样换好多个女舞伴。
高一那一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一曲曲轮换着不认识的女同学，双手紧握，跟着节拍，蹦跳着，旋转着，手心都出了汗。这时候，又换上来一位女同学，起初都没有注意对方，但相互仔细一看，都禁不住叫了起来，原来是小学同学，分别将近四年，竟然在这里见面，都说对方长高了，都有些意外，忍不住边跳边聊。礼花在我们的头顶绽放，映澈着她那青春的脸庞，落满她瘦削的肩头。那一曲圆舞曲显得格外的短。那一晚的集体舞，总盼着她能够再换上来，却再也没有见到她换上来。
但是，我们却联系上了，高中三年里，我们成为好朋友。每逢星期天，她都会到我家来，聊学习，聊生活，聊未来，聊得天马行空，翻江倒海，一聊聊到黄昏时分，我送她回家，一直送到前门22路公共汽车站。说来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可笑，一直到上高三，就是在这个22路公共汽车站，她伸出手来和我握手，祝福我们都能考上一个好大学。那竟然是我们认识以来唯一的一次握手。那个落日熔金的黄昏，一直留在记忆的深处。
高三毕业那一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前后都去了北大荒，却人分两地，音信杳无。我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是14年后的1980年，她考上了哈军工，要到上海实习，从哈尔滨到北京回家看看，竟然给我打通了电话，相约一定见个面。正是国庆节前夕，她说就国庆节晚上在前门的22路公共汽车站吧，那里好找，晚上还可以一起看看礼花。意外的相逢，让我们都分外惊喜，那一晚的礼花格外灿烂，绽放在我们头顶，落满在我们的肩头，让我总能想起，仿佛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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