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后的一个晚上，48岁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屋里的桌子上多了个从外地寄来的快递包裹，里面有本浅黄色封面的册子。
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学读书的女儿，包裹里是她刚刚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个城市的中学里担任宿舍管理员。这个总是窝在角落里拖地、洗校服、刷球鞋的中年女人，曾是当地一家大型军工厂里的播音员，就连附近乡镇的村民都听过她的声音。
如今，她只是社会底层一个不起眼的下岗女工，但25岁的女儿花了两年多时间，用4万多字，把她写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
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开进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沟，最后停在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车，看上去兴致不错。她指着前方说：“这就是我们工会，那个是舞厅，那个是电影棚，我的广播室就在电影棚上面。”
这一幕让站在旁边的女儿蒋易澄感到好奇。当时，这个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准备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她要研究“三线工厂”职工的集体记忆。此次回老家参加父辈们的聚会，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
蒋易澄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舅舅都属于一个代号叫“国营七矿”的铀矿冶炼工厂。
李桂珍和蒋易澄脚下的这块三角地，曾是整个矿区的中心。此次女儿回老家采访三线建设的事，她跑前跑后帮忙联系老同事，带女儿去退休人员安置点，让那些老人讲讲“采掘队大干多少天”的辉煌记忆。
蒋易澄最初并没有注意到母亲有些反常的举动。对她来说，母亲只是自己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但母亲在聚会中不同于平时的表现，让她开始好奇，为什么在家里有点敏感、一度不爱与外界接触的母亲，重回“七矿”后那么开心、健谈？她在那里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时光，离开矿山后又遭遇过什么打击？
回到学校后，蒋易澄去导师的办公室里汇报论文进展。聊天时，她无意中提到母亲下岗后争取权益以及出去打工后心理上的变化。坐在对面的导师听了眼睛一亮：“这反映了人的自我认知的发展。”导师推荐她回去读读美国学者乔治·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这本书。
“人的心灵和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书里有这样的论断。
蒋易澄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最熟悉的采访对象。“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但为什么此刻看她竟觉得她如此强大？如果时代洪流总是将人左右，让人无奈，但人也是可以反抗、适应和改变的。”她在论文中写道。
这个年轻姑娘意识到，自己本来要探寻的“七矿”发展、变迁历程，其实早就与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但蒋易澄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论文中的主角已经换成了她。
那时觉得“啊嘛太幸福了”，后来才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
那曾是李桂珍最舒心的一段时光。20岁接父亲的班，在中央直属企业里当播音员，挣得比地方上多，穿得也时髦：下面一条紧身氨纶裤，上面是鸭蛋绿的长款西服，头发高高地盘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厂里的年轻小伙子开始行动了。那个年代追女孩的方式还算朴素，有忙着给她占座的，有抢着帮她抬水泥的，还有把存折拿给她看的，但他们最后都输给蒋易澄的奶奶。奶奶每天早上守在自家窗口前等着李桂珍经过，招呼她进屋吃早点。不知道吃了多少碗有荷包蛋的面条后，这个厂子里众人瞩目的姑娘成了她的儿媳妇。
改变首先是从蒋易澄出生后开始的。女儿3岁，该送幼儿园了，可矿区的老师怕铀辐射，走得没剩下几个。没办法，李桂珍办了停薪留职，陪女儿去市里上幼儿园。那时她才26岁。
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顿时有些捉襟见肘。年轻的李桂珍也不习惯当闲人，她在公园旁租了间房子开饭馆，铺面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独创的清蒸鸽子这道菜在当地颇受欢迎。可好几次中午忙完生意，回头一看，女儿不见了。
正哭得稀里哗啦，饭馆里的小工追出来：“老板娘老板娘，孩子在被子后面睡着了。”
担心孩子有一天真会丢，李桂珍把饭馆关了。
“女人嘛。”她用这3个字结束感慨。可有一件事是真后悔了，女儿7个月大时她参加成人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可孩子吃着奶，丈夫又老出差，考虑几天，她最终没有去学校报到。
“她总讲‘为了你牺牲很多’，我心里就会不爽，干嘛老怪我？后来理解了，她有她的无奈，这个对她太重要了，她就是因为没有文凭被别人看不起、被各种‘卡’，所以她才不断强调让我接受教育，成为人上人。”蒋易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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