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8点，广州城已经从日渐褥热的暑气中醒来。如果从高空俯瞰，位于流花片区的广州火车站必定是广州这座超级大都市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它昼夜不息，流动不止。不变的似乎只有不断进站或出发的列车和旅人。
也有一些人在这个充满离别和变动的地方一直停驻。广州火车站客运车间负责人朱海滨，便是这其中的一个。他管理着广州火车站5个生产部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客运车间。车间的400位客运员，每天在火车站最显眼的位置，迎送如潮人流。此外，加上运转、行包、售票和乘务四个车间的500多名员工，整个火车站共有千人在日夜轮换，保证这座车站的永不停歇。
不能停歇的还有火车站广场的电子大钟。它是广州火车站内50座记时钟表中最著名的一座。在火车站内的设备房里，一堆由集成电路组成的“母钟”操控着这50个钟表的运转，以保证火车站这个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一刻不停地与准时、效率和可控相联系。
当大钟的指针指向8点30分左右，朱海滨正提着黑色公文包走出地铁站，这是广州地铁2号线滘口方向的第16个站——广州火车站。他花了五分钟时间，顺着A出口而出。
从这里只需将双眼向左上方轻轻一抬，火车站“振兴中华”四个大字便正好挤入视野。再往前方走上十二级台阶，由郭沫若手书的“广州站”三个大字，不由分说地悬在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头顶。
这是2014年5月25日，8点30分。此时广州火车站每天108趟到发列车中，最早一趟开出的K528（广州-南京）已经离开了站台。这也是广州火车站开展运营的第14645天。广州火车站已经40岁了。
40年前的4月10日早上8点30分，这座中国最负盛名的火车站正式开站迎客。朱海滨在十年后来到车站，此后在这里工作了30年。
在朱海滨走进车站的当口，和他一样在这里干了快三十年的老同事张红英，也已经换好工作服，出现在站厅一层左边的服务台。服务台工作人员可以被视作火车站的“人肉百度”。每天，张红英大概要回答各种旅客提出的近两百个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四类：厕所、候车室、餐厅和医务室在哪里”。在2005年前，车站还没有安装大LED屏幕，如遇到春运或者天气导致的突发事件，“差不多每分钟要回答五六十个问题。”
问题和麻烦，有时候不能只凭嘴巴解决。遇到旅客生命发生危险，还需要联系120救护车。40年来，广州陆军总医院急诊室的120救护车，成为进入广州火车站最多次数的公共机构车辆。“平均每年有1000单左右，最多的三种情况分别是生小孩、癫痫和精神疾病”。
位于车站四楼的广播室，是车站的喉咙。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车站广播室实现了从人声到电脑录播的转变。之后电脑软件经过三次更新，然而遇到突发状况时，播音员们还是愿意用口播，“这样保险一点，否则出了问题，责任太重大”。
火车站内的播音内容和特有的“铁路播音腔”，已经成为数亿中国人，在公共空间里最熟悉的时代声音。每天近200趟列车，从接车进站、组织旅客检票上车，到投放垃圾、列车进库，每趟车至少有4到5条信息需要播发。除此之外，每天还有防骗、卫生、安全、寻人、寻物方面的广播要播。在这个位置已经做了八年的广播员王志英（化名）说，“每天的播音条数，真的没办法计算”。
每天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人的流动，给火车站带来至少40到50吨的垃圾。“春运高峰时期，甚至日产垃圾90吨左右。”朱海滨解释，垃圾不仅由候车的乘客产生，也包括进站车辆上留下的垃圾。
进站列车和候车室、站前广场留下来的也不一定都是垃圾，其中还有许多属于旅客不小心遗失的物品。在车站二楼的旅客遗失物品管理处，40岁的彭东英，每天守着一屋子奇奇怪怪的遗失物品，耐心等待着主人的到来。她是这个岗位的第四任守望者。
最近一两年，彭东英的工作遭遇新挑战。按照工作流程，彭东英如果在遗失物品中，发现失主的有效身份和联系信息，她需要及时和对方取得联系。“但是现在一打过去，对方都以为我是诈骗集团”。这增加了她的工作量，“总要一次次打过去，介绍自己的工作，直到对方开始相信你。”
过去，手机还不普及的时候，彭东英甚至需要先写书信与失主取得联系。信写在广州火车站的专用信纸上，一旦对方回信确认无误，同时短期内无法来广州站自取，她就要抱着东西去广场邮局把东西寄过去。
平均一年下来，遗失物品管理处大概会收到1000件东西，它们来自车站各个部门工作人员。“最多的是刚过去的2014年春运，大概捡到了400件东西”。
彭东英从2007年接班。她的前任同事告诉他，这个岗位就像“收垃圾的，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奇怪东西”。每过半年就要清理一次。如果没有人来认领，就要卖给废物回收公司，然后将资金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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