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小峰的电话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听筒里冒出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你还记得我吗？那年你还在广场上看我跳舞呢。”
这和我记忆中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两年多前我去采访时，小峰还是个14岁的小男孩，笑起来嘴角咧得连蛀牙都露出来。如今，他度过了变声期，声音听起来像个大小伙子。
更重要的是他还活着，我简直太惊喜了。
小峰住在辽宁丹东的一个村庄里，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他出生时就携带着HIV病毒。小峰没有玩伴，也没有同学。他入学时，其他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家，罢课抗议。最后，村委会只能从外村聘请了一位退休教师，在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单独授课。
2011年我去采访的时候，小峰的父母已经病发身亡，他寄住在同村的姑姥姥家里。我原以为采访会非常困难，这种经历过心理创伤的孩子大都比较内向、孤僻。可或许是太缺少朋友了，小峰倒是很喜欢和我聊天。
午饭后，小峰喜欢晃荡着去隔壁村的池塘看别人钓鱼，或者站在村口看火车经过——村里没有同龄人搭理他，甚至看不到同龄人的影子，村小合并后，他们都去乡里读书了，只有小峰被剩下来。
钓鱼老人沉默的背影和匆匆驶过的火车是小峰最亲密的玩伴。有一次，几个同龄的孩子打打闹闹着从旁边经过，看都没看他一眼，“他们不跟我玩”，小峰小声告诉我。只有火车在中午1点30分的时候如约而至。
附近的村民给小峰起了个绰号，“艾哥儿”。我和他走在路上，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有一次，几个正在挖地的外村妇女甚至停下手里的铁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是不是这小孩？”一个女人问，声音足以让我听见。还有一次，我打了辆出租车，打算接上正在路边等我的小峰，小峰拉车门的那一瞬间，司机的脸都僵了，“你认识他啊？”他的声音里透露着嫌弃。
也许是已经习惯了，小峰对这些表现得毫不在乎，他的脸上总挂着一种超越实际年龄的不屑感。正值青春期，他也像叛逆的同龄男生一样，学会了抽烟，说脏话。他还在村里放过狠话，说谁敢欺负照顾他的姑姥姥，他就割破手指把血往那个人身上抹。
我想，他可能想是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让别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采访结束前，我去县城最大的超市买了一本相册，小峰的生日就快到了。他说，这是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他毫不留情地撕掉蓝色包装纸，把相册捏在手里，低着头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我真挺高兴的。”他对我说。
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一起走到村口，他要去看钓鱼，我要回宾馆了。我目送他过了马路，那条马路特别宽，他好不容易走过去后，停住脚步，回过半个身子，冲我一招手：“阿姨再见。”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见”。前一天，去县城的防疫站采访时，站长说，小峰没有按时服用国家提供的免费药物，他的免疫力在下降，已经出现了疱疹等症状，这意味着潜伏期结束了，他已经是个艾滋病人。
回到北京，报道发表后，我把报纸寄给小峰的老师，但是没给他打电话。我在文章里提到了小峰的病情、他偷偷抽烟的叛逆，还有他说过的那些狠话。我有点儿后悔写了这些事，担心别人看了会给他带来新一轮的歧视。
再后来，我就更不敢联系他们了，因为怕听到坏消息。
和采访过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联系，直到两年多以后接到他的电话。小峰说，几天前姑姥姥在家里翻出了我的名片。我以为小峰家里遇到什么事情需要记者的帮助，可他什么都没提，听上去只是想和我聊聊天。
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药。他说，已经在接受新的治疗了，每天晚上喝一种味道很冲的药酒，还定期去沈阳检查。“王阿姨，我的病快好了。”他突然在电话里说。
我听了没吭声。不过，一切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得知他没有因为那篇文章受到伤害，我的心结终于解开了。本以为他会再次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没想到，过几天他的电话又打来了。
“王阿姨，你现在忙吗？跟你聊会儿呗。”
那个时间，他本该在广场上跳舞。小峰晚上经常去县城附近的广场上玩，那里有人跳舞，有人摆烧烤摊儿，人很多，比他的村庄要热闹。他曾经在广场上认识了一个同龄人，对方知道他得了艾滋病，还愿意和他一起跳舞。可小峰说，这个唯一的舞伴早就搬离县城了，现在没人跟他跳舞，“没意思”。
那天北京正降温，我从电话里听到丹东那边也在刮大风。
后来，小峰又打来了好几次电话。有时我在采访，有时我在写稿，有时我漏接了，有时我没接。可他锲而不舍，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饭的工夫，手机上就有16个未接来电。后来他又学会上网，总在QQ里执着地呼叫着我：“王阿姨，你在吗？”“王阿姨，咱们什么时候聊啊？”“王阿姨，你还聊吗？”“王阿姨，你醒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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