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需要获得尊重，每个人也都需要尊重他人。尊重不是流于嘴上的唯唯诺诺抑或无端夸赞，更不是溜须拍马的曲意迎合。真正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把对方当回事，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
一位朋友与一位台商老总谈业务，午餐时在酒店点了菜品，该老总指着雅座中的酒水说：“请随意饮用，我们不劝酒。”朋友知道很多南方商人商务会餐时绝不饮酒，也客随主便，草草用饭。席间酒店服务生端来一道特色菜，那位老总礼貌地说：“谢谢，我们不需要菜了。”服务生解释说这道菜是酒店免费赠送的，那老总依然微笑回答说：“免费的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吃不了，浪费。”饭毕，老总将吃剩下的菜打了包，驱车载着朋友出了酒店。一路上，那位老总将车子开得很慢，四下里打量着什么。朋友正纳闷时，老总停下车子，拿了打包的食物，下车走到一位乞丐跟前，双手将那包食物递给乞丐。朋友看到那位老总双手递食物给乞丐的一刹那，差一点就热泪奔流。
一次，叶淑穗和朋友一起拜访周作人。他们走到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间，轻轻地敲了几下门，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戴着眼镜、中等身材、长圆脸、留着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他们推断这位老人可能就是周作人，便说明了来意。可那位老人一听要找周作人，就赶紧说“周作人住在后面”。于是，叶淑穗和友人就往后面走，再敲门，出来的人回答说周作人就住在前面这排房子的第一间。他们只得转回身再敲那个门，来开门的还是刚才那位老人，说他自己就是周作人，不同的是，他穿上了整齐的上衣。
夏衍临终前，感到十分难受。秘书说：“我去叫大夫。”正在他开门欲出时，夏衍突然睁开眼睛，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随后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顾颉刚有口吃，再加上浓重的苏州口音，说话时很多人都不易听懂。一年，顾颉刚因病从北大休学回家，同寝室的室友不远千里坐火车送他回苏州。室友们忧心顾颉刚的病，因而情绪并不高。在车厢里，大家显得十分沉闷，都端坐在那儿闭目养神。顾颉刚为了打破沉闷，率先找人说话。顾颉刚把目光投向了邻座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身上，主动和对方打招呼：“你好，你也……是……是去苏州的吗？”年轻人转过脸看着顾颉刚，却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点点头。“出去……求学的？”顾颉刚继续找话。年轻人仍是微笑着点点头。一时间，两个人的谈话因为一个人的不配合而陷入了僵局。“你什么……时候……到终点站呢？”顾颉刚不甘心受此冷遇，继续追问着。年轻人依旧沉默不语。而这时，坐在顾颉刚不远处的一位室友看不过去了，生气地责问道：“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没听见他正和你说话吗？”年轻人没有理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微笑着，顾颉刚伸手示意室友不要为难对方。室友见状，便不再理这个只会点头微笑的木疙瘩，而是转过身和顾颉刚聊起来。
当他们快到上海站准备下车的时候，顾颉刚突然发现那个年轻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只留下果盘下压着的一张字条，那是年轻人走时留下的：“兄弟，我叫冯友兰。很抱歉我刚才的所作所为。我也是一个口吃病患者，而且是越急越说不出话来。我之所以没有和你搭话，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误解，以为我在嘲笑你。”
冯友兰的尊重就在于“不说话”，而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绞刑架的时候，不经意间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下意识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这是一种极其高贵的尊重，让每个人都肃然起敬。
67岁的玛格丽塔·温贝里是瑞典一名退休的临床医学家，住在首都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松德比贝里。一天早上，温贝里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张请柬，邀请她参加政府举办的一场以环境为主题的晚宴。温贝里有些疑惑，自己只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跟环境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为什么会被邀请呢？温贝里将请柬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确认上面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后，放下心来：“看上去没什么不对的，我想我应该去。”于是，温贝里满心欢喜地挑选了一套只有出席重大活动时才穿的套装，高高兴兴地赴宴去了。赶到现场，温贝里不由得吃了一惊：参加晚宴的竟然都是政府高级官员。其中就有环境大臣莱娜·埃克，他们曾经在其他活动中见过面。看到温贝里后，埃克先是一愣，然后马上向她报以最真挚的笑容：“欢迎你，温贝里太太。”接着热情地将温贝里带到相应的座位上。温贝里和政府要员们一起进餐，并聆听了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宴会结束后，按惯例要拍照留念，埃克邀请温贝里坐在第一排。就这样，温贝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几天后，温贝里浏览报纸时，看到了自己参加晚宴的合影和一则新闻报道：政府宴请送错请柬，平民赴约受到款待。原来，环境大臣埃克本来邀请的是前任农业大臣玛格丽塔·温贝里，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把请柬错送到和农业大臣同名同姓的平民温贝里手中。对此，埃克表示：“不管她是谁，只要来参加宴会，就应该受到尊重和礼遇。”看到这里，温贝里不由得心头一热，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埃克明知她是一个“冒牌货”，非但没有当场揭穿，反而给予了她大臣一样规格的礼遇，这样不动声色的尊重足以令她欣慰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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