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里的叔叔伯伯，一说到“老表”两个字，就要哈哈大笑。
为什么那么好笑？小时候，我还以为是父亲手腕上那只泛黄的老表，笑它从来不准时。
叫老表，因为父亲老家数百里人家，几乎都是远房亲戚。尤其是江西、湖南边界地方，血缘上脱不了干系。大概是母系文化的习惯，以表亲为主导。年轻的女人一概叫“表姐”，结了婚的叫“表嫂”，男人们一律叫“老表”。
年轻的父亲是一个文职军官，朝九晚五，到营区抄抄写写，下班回家，吃饭睡觉。如果加班，抄一份带红格子的公文，可以赚到五毛钱。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家家户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张罗到足够的“副食品”。
公家发放美援资助的主食米面大豆，每天上桌的菜肴就靠各家自己张罗。
每天从营区回来，父亲脱下军服，二话不说，到屋外空地上敲打挖弄，在山里砍来竹子，劈开成长条盖鸡房，挖来红土围土墙，到田里捡稻壳喂小鸡。
我随父亲到山里劳动，跟庄稼人在山里找竹笋。阴绿的竹林嘎嘎响，父亲放开嗓子，吆喝起来，“赫，赫，赫”。
父亲有一个“老毛病”，时不时要发作一次。好端端地，他突然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不理人，不抬头，揣着酒瓶一瓶接一瓶，喝个没完。
天地色变之后，他醉倒吐完，倒头睡大觉。
老毛病一犯，母亲就要使出浑身解数，先是哄，“起来，炒花生米吃，好不好”，“去小街买芋头回来，煮水沾盐巴，真好吃呢”。
哄劝不成，母亲最终要拿出看家本领。
她拉起嗓门，普通话闽南语夹杂发功，赏父亲一顿结实好骂：“男人家，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大声讲出来。回到家里，给老婆小孩脸色看，算什么男人。放在心里，假鬼假怪，闹别扭，给婴仔得惊（让小孩受惊），带累全家，还算什么查伯郎（男人）。”
母亲说得来劲，一进一出，把门甩得砰砰响。
一阵五雷轰顶，父亲从床上坐起来，呆坐屋外，看着妈妈进出忙碌，直到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
这样的晚上，我们就会有好菜吃，红烧肥猪肉加豆腐干，辣椒炒豆腐，还有一大锅剩菜面疙瘩汤。
母亲差遣兴致高昂的我们到部队，把两位老表伯伯喊过来吃饭。
张伯伯、蔡伯伯，比父亲年长二十多岁，他们把头靠得很近，唧唧咕咕很神秘。
蔡伯伯瞪着一对老大牛眼，压着声音说：“我们这些人活到现在，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张伯伯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摆，训斥道：“你想怎么样？现在，命保下了，有吃有喝，你还想怎么样？”
两位伯伯伸出手，指着我们：“小孩你还养不养？日子还要不要过？”
几番微言大义，折腾一个晚上。
隔天，年轻的父亲又是一个缝补归位的布娃娃，完好如初，上班下班，睁大眼睛四处张望，丁丁当当，屋前屋后敲打起来。
那年，父亲刚满二十，考上中山大学。
眼看时局混乱，资助他念书的人不能再帮他，父亲和几个同年龄的儿时玩伴商量，一起去投军。
因为读书识字，父亲立刻担任小排长，派在一个废弃的村子里，上面没有领导。
几个老乡兄弟看着苗头不对，背着小排长，纷纷连夜跑回老家。
父亲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兵全跑光了，害怕得不得了。
有人告诉他，小排长督导失责，只要跑到另一个部队，就不会受罚。
父亲立刻逃到另一个大部队里。
接下来的几个月，父亲的新部队翻山越河，一路往南撤退。
父亲和六个新兵组成开路先锋队，走在大部队前面。山间随时有人放暗枪，不到两星期，七人先锋队，剩下三人。
父亲学到一个窍门，只要往回跑，山上的冷枪就会停止。有几次，他抱着头，踩水往后跑，保住性命。
部队到了台湾，扎营在一个滩涂之地的小渔村，整日无事，没有任何命令。
半年过去了，二十一岁的父亲百般无聊，跑到渔村里，去找女孩子玩。如此一来，认识一个海边捡蛤蜊的姑娘，时年十五岁的我母亲。
父亲五十多年的台湾岁月，于兹开启。
哥哥出生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住在一处土房，台湾话叫“土角厝”。四四方方的土块，混着稻草，一块块垒上去。竹子做屋梁，覆上灰黑瓦片。瓦片很薄，从缝隙里看得见蓝蓝的天，脱下鞋子，就是冰凉的土地。我家和五头猪为邻，共用一道墙和一条小水沟。
父亲一个月能领到薪饷六十块，土角厝月租二十块，烧饭用的铁仔炭十块钱。母亲从娘家带来一块日本花样白桌布，平整地铺在豆腐板子上。一张桌子，一张竹床，两只洋瓷盘，四只碗，一个军用茶壶。屋里不设椅子，那张桌子靠着竹床，手一碰就唧唧晃动。
吃饭的时候，母亲在我们的饭上，浇上青菜汤和酱油。虱目鱼两面煎好，撒上盐和酱油，鱼肉做得非常咸。一个蛋打散了，放进大量的小葱和辣椒。我至今记得那喷香的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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