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时我小学四年级，杨约五年级。我俩在同一个作文兴趣小组，我叫他小哥哥。杨约一头鬈发，眼睛大大的，很秀气。我注意到，他的嘴唇是紫红色的，像一嘟噜桑葚，嘴角有颗痣。
杨约作文写得好，还去市里参加过比赛。是他跟我讲回文诗；是他让我读“石室诗士施氏”；他会用“青翠欲滴”形容天空，用“葱管”形容女孩的手，用“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形容凶巴巴的女老师。我很崇拜他。
有一回，兴趣小组的老师读了我的一篇作文，里面写到一个“瓜子脸”的女孩。下课后，杨约严肃地跟我讲，女孩应该是“鹅蛋脸”，那些妖里妖气的女人才是“瓜子脸”。
还有一回，小伙伴们在踢球，他独自坐在操场边，神情落寞。看见我，他好像高兴了一些，指指胸口，笑着说，这里动力不足。
后来我才知道，杨约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上体育课。
那天下午，校园里响起了刺耳的鸣笛。我无心上课，隐隐觉得不安。那天放学我没见到杨约的身影。他在班上突然昏倒，老师赶紧叫救护车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过了几天，学校来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走进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收拾杨约留下的课本和文具。女人一边整理一边抹眼泪。
他们走了。女人好像不肯走，好几次一屁股坐在地上。男人用力拉扯着她。那么大的男人，背个那么小的书包，我们都觉得很好笑。
那天，路过五（1）班教室。阳光依旧明媚，角落里，有个课桌空空荡荡。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
乌黑的鬈发，大大的眼睛，紫红的嘴唇，嘴角有一颗痣。
2
许先生70岁了，在校方的邀请下重新出山，给我们这些本科生上《量子力学》。
被问起缘何选择研究量子，许先生笑言，当年他在南开读研究生时，学校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分配给许先生的任务是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学说。许先生借“批判”之名，系统钻研了狄拉克的理论，从此与量子结缘，始终不渝。
许先生给我们上课的那个学期，正值“本科教学评估团”前来视察，学校极为重视。系里召开大会，反复教导我们，万一遇上专家私访，该如何作答。此外，为展示我校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各宿舍摊派一人，每天早上六点钟去体育馆打乒乓。
教务处也不闲着，派出人手在各教学楼蹲守，专抓那些迟到、早退等“学风不正”的学生。抓到就记过，取消奖学金及保研资格。
一时间人心惶惶。那天上午，许先生正上着课，一位教务处的领导，大约是副处长，突然冲进教室，揪住一位正趴着睡觉的学生，要记他的名。
我听见许先生的声音——请你出去。
领导愣了。这不，我给你整顿课堂纪律呢。
那么，请您尊重我的课堂。许先生顿了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希望学生上课睡觉，但我捍卫他们睡觉的权利。
现在，请你出去。
领导脸憋得通红，犹豫了一下，怏怏走了。
今天想起这段话，依然抑制不住的热泪。
没错，我就是那个上课睡觉的本科生。
我们是许先生教的最后一届学生。一年后，我直升本校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在我的课上，我坚持不点名。
2007年4月29日，许先生因病去世。按先生遗愿，丧事从简，谢绝吊唁。噩耗传来，好多老师学生都哭了。
记得有一节课，讲到电子轨道的角动量，先生仿佛在无意中谈及生死——
一个人的死，对宇宙而言，真的不算什么。总质量守恒，总能量守恒，角动量守恒。生命不过是一个熵减到熵增的过程。始于尘土，终于尘土。
永远怀念您。许先生。
3
外婆老说她小时候的事——家里穷，她父亲又嗜赌，寒冬腊月，输掉了家里最后一床棉被。外婆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她穿上所有能穿的衣服，盖着仅剩的两床被面，蜷成一团，瑟瑟发抖。
从小到大，外婆给我做了无数的棉衣棉被。一次次，她去店里挑棉花，选布料，送到她放心的老师傅手上。长大后，我不愿意盖她做的被子，太沉，压得透不过气，哪有羽绒被轻软舒服；也不愿意穿她做的棉袄，活像个土财主。这时外婆又开始唠叨她小时候的事。我不耐烦地打断她，烦死啦，耳朵要起茧子啦。
外婆越来越糊涂。她已经不会用手机接电话，时常忘了怎样用遥控器开电视。一个大热天，我推开门，家里跟蒸笼似的，她满头大汗地摆弄着空调遥控器，吹的是热风。还有一次，她半夜起床，穿戴整齐，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哦，看错时间了。
一开始，家人还以为她只是老糊涂，后来情况愈发不对，拖着她去医院检查，结果在意料之中。
一天，外婆神秘地拉着我，小声讲，明明啊，樟木箱里还有一床被子，外婆帮你藏好的。不要嫌重，冬天盖了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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