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保护院方的权益
中国现在的医生执业制度特别死板，执业证书上写了你在积水潭医院上班，那么你就只能在积水潭医院行医，哪怕你去离积水潭医院100米的医院去做个手术，从理论上讲都是非法行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竟不能自由地看病。
变更执业地点时需要原单位的同意，这也是许多医生被“折磨疯了”的一点。还有，执业证书必须每年由单位送卫生部门进行注册。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若拖到注册期之后，一年之内连个处方都开不了，有的甚至是两年，哪个年轻医生受得了两年的空白期？
《执业医师法》的一些规定，让医生处在与医院谈判时弱势的一方。《执业医师法》中规定，医生想要拿到合法的执业执照需要由所在机构申请。
其实不难了解这项规定的初衷——“就好像一只鸡不能临到生蛋的时候跑到别人家去。”
但更好的解决方式可以是将医生的执业资格与雇佣关系拆开，执业资格由第三方机构来认证，不再通过医院，这样医生与医院都获得了选择的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应当尽快修改《执业医师法》：“取消对医生执业的限制，凡是有合法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医生，可以自主开办个体或合伙制诊所，这是优秀医生进入社区的一个先决条件。”
被误解的“民粹”
朱恒鹏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经常会与一些人线下交流，场面往往是他作为唯一一个反对方与众人辩论。他常常举欧洲革命中“流氓无产者”的例子，试图说服那些将“自由市场”想得太过美好的“奥派弟兄们”。
在一次录制节目中，有个老专家就说，看病贵看病难需要政府掏钱解决，然后满场都是老头老太太哗哗的掌声。老太太自己还说每月就1000块钱，看不起病。
在许多人心目中，医疗应该是这样的：花几块钱，挂个最好的专家号，完全不用等待就见到医生，对方耐心细致地服务，不用什么检查，开十几块钱的药物，回家吃了就立马痊愈。
许多人对医疗现状的认识和整天在一线忙碌的医生相比，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在一个体系稳定之后再向另一个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或许会在一个时空里出现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局面。方案的背后或许有益于民众，但单单上调问诊费用就会引来民意不满。可是，如果认为压制住医生的收费才会让老百姓看得上病，那恰恰是看病贵的根本原因之一。认为把挂号费限定在五块钱就能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了，这种说法带来的不但是老百姓看不起病，而且还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民粹”思想在不少媒体上的蔓延，实际上是误导了民众。医改如果存在阵痛的话，唯一的就是卫生部门的利益受到损失。
压低的收入与被分配的任务
2012年，由广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公布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表显示，按中位数排名，西医医师在所列举的473个职业与工种中，排名第201位。
一份由某网站所作的2012～2013年度中国医生薪酬情况调查报告发布之后，有人很快评论道：“请再统计一份灰色收入后的薪酬情况及没有药扣的医生比例。不拿回扣的医生不少，但这个制度下，太吃亏。医生理应是高收入，而且应该是明面儿上的高收入。”
医生的劳动价值无法显示，但在“黑市”上，一个三甲医院的专家号甚至可以炒到1000元，从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市场给出的价值反映。
在许多科室，每个医生都有医保限额，每个病人平均的保额不能超过三万元，每个病人被要求平均住院时间不超过15天。如果作为一名外科大夫，接触的病人大都需要长时间住院与高保额分配，超出预算成为经常性事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扣奖金扣绩效工资。
临床医生负担增大的同时，患者自费药品还要控制比率，不能超过15%～20%，那些危重病人怎么控制？这是把困难留给了医生。
目前中国的医保付费方式为“总额预付制”。在医院层面上实施总额预付制，等于把一个大的风险池分成一个个小风险池，每个小风险池对应着一个医院，让医院来承担医疗费用波动的风险。因此，推诿危重和高费用病人就成为总额预付制的一个自然特征。《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多地医院拒收医保病人，其背后的原因就有医保费用的支付方式。
现在的情况是，医院又把医保资金定额分解到每个科室，科室再把额度分解到医生，风险池越来越小，医保的风险分散功能越来越弱，事实上等于把风险转嫁给医生承担。
朱恒鹏调研的结果表明，最近十多年来，基于规避医疗风险和医患纠纷的考量，医院推诿病人现象已不是个例，但是为何没有因此带来患者的很大不满？原因就在于医院和医生的推诿相当策略，使患者不易察觉。
其实许多大夫至今记得，在医学院读书时，他们誊写在笔记本上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维护医术的圣洁与尊严。现在的医生就是这么分裂地生活在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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