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初中是在一所极其偏僻的乡村中学，周围都是稻田，大学生来这里就想走。可是教我们的大多是正规师范院校的大学生，那时候他们还必须服从分配。
学校里奇人很多。有一个老师，教地理，说话都结巴，可是他的心算非常了得。我们食堂经常请他算账，那时候每个学生都交粮食或者给粮票，只要给他不停地报数，等你报完，他就说出最后的数字。那时候的食堂伙食很差，老师喜欢凑钱买肉买菜，他负责采办，并告诉每个人应该平摊多少钱，从来不会出错。
还有一个老师喜欢打猎，养了一只大黄狗，从来不备课。听到上课铃响，就夹着书进来了，赤脚，黏着泥，刚刚从田里回来；下课铃一响，他的大黄狗等着他，一起打猎去了。可是他的语文课讲得非常好。
我的一个数学老师爱做一些刁钻古怪的数学题，还喜欢做侦探。我们镇上有个派出所，只有一个人，又是探员，又是所长，在任几十年，连一起盗窃案都没破获。我的数学老师常常愤愤然，于是，他常常不要报酬地替所长办案。
到初三换了一个数学老师，他上几何从来不用教具，随手一画就是一个标准的圆。他在黑板上画图的时候，我们就像观众看戏一样，张着嘴，期待一些美丽的图案现身。这是上课最大的乐趣。
代数是另外一个老师教，他太有个性了，套用一句时尚杂志的广告词就是：他的着装既有英伦才子的书生气，又有摇滚青年的颓废和野性。
他有格瓦拉那样的大胡子，头发像杂草，眼睛亮得像鹰。没有他不敢抨击的东西，没有他不敢骂的人，只有他不屑骂的人!他喜欢骑着屁股上冒黑烟的摩托车在乡村公路上狂飙。
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手心出汗、心跳加快。他点我回答问题，我头脑一片空白。有一次，他出了一道选择题，我回答：“选A。”他瞪了我一眼，手在讲台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我只觉得瞳孔都要扩大了，于是说：“选B。”“选B?!”他声音提高了。我的腿在打战。“选C!”我冒死地加一句。“哈哈哈，幸亏是选C，不然你把4个答案都要说一遍。”全班人都替我松了一口气。
他懒得出奇，衣服很少洗，全堆在一个墙角，要换衣服了，随手从下面抽出一件套上。在秋冬天，穿得多的时候，就可以欣赏到他的混搭风了。
他爱美食，爱自己做东西吃，于是他的桌椅板凳都当柴烧了。首先是桌子的抽屉，然后是桌子的腿，反正只需要一只腿靠着墙也可以站得稳。所以去他房间，千万不能碰任何家具，一碰，就连人带家具全摔倒在地。
如果是第一节课，我们就常常看见他把一条颜色暧昧不明的毛巾像橡皮泥一样堆在外面护栏上，刚刚洗过的脸熠熠生辉。他把一件猪肝色的毛衣搭在肩上，两只袖子吊在胸前，用一根铁丝串起来。我们不敢笑。
还有一个政治老师相当有趣，他是少有的读过康德和黑格尔的老师，他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他经常和老婆打架。原因是他老婆工资拿得高，而上世纪90年代初，教师的工资很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要常常反抗老婆的“暴政”。
他的身材乍一看就像周润发，可是走路却很拖沓，像在思考很悲观的人生。他常穿一套黑色的西装，说：“我这西装可是接见外宾的啊!”
某天早自习，他来到教室，说：“娃娃们啊，我老远听见你们在读书，我感动得老泪纵横啊!”
又一天，他脸上带着抓痕来上课，说：“这年头，连离婚的钱都不够!我要借钱去办离婚!”
偶尔他会双手撑在讲台上，“俯瞰”着我们，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长叹一声，“娃娃们啊……”
在那个寂寞的乡村中学，老师都要想些乐子，有的练琴，有的唱歌，有的画画，有的喝酒骂人，颇有点儿丰子恺、叶圣陶那个年代白马湖春晖中学的风格。我还记得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和画圆的数学老师，还有另外一个语文老师，一起办过一次画展。我们都去看了。有素描，也有色彩，还有国画。对了，他们3个人的书法也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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