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一天跑了700公里，最后一站是无锡。同行的友说，无锡有什么传奇说来听听。
回他：太多了，瞎子阿炳、大阿福、徐悲鸿。
友抽抽鼻子，说弄点小众的，别人不知道的。
回他，1935年，有一场现在看来意义非凡的婚礼——钱钟书和杨绛。
那是典型的一见钟情：清华校园里匆匆一面之后，钱写了信，简短的一句话：工字厅见。
见面后，钱的第一句话是：我并不是像传闻中的那样已经定婚了。
杨也一笑：我也并非传闻中那样，是费孝通的女友。
如此，简单爱，心有灵犀的成全。63年的守候相伴，还需要什么热烈的言语吗？
钱钟书说，在见到她之前，我从未有过想结婚的冲动。娶了她之后，也从未再想过娶哪个女人，也从没后悔过娶她。
一个妙笔生花的大文豪，就这样朴素地写自己的爱。朴素到想起一些人，就有流泪的欲望。
为了让钱钟书安静地写《围城》，杨不惜去给人做家庭教师来贴补家用；杨翻译《唐·吉诃德》时，钱居然和出版商因为多拿两万元稿费争得面红耳赤。
扶持、支持，可以不要面子，可以放下一切，说得简单，做到很难。
“文革”时，用规规矩矩的隶书自己动手写了两块“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每天早上吃罢早饭就彼此替对方挂在胸前，然后彼此欣赏一番，再拉着手心满意足地出去。理由只有一个：那些批斗我们的家伙写字简直太滥了。就这么荣辱不惊，儒雅不失，童趣也不失。钱被贴了大字报，杨就用正笔小楷在大字报上贴上纸条，替先生澄清。而那些纸条常是被人揭回家去当做描红的范本；杨被罚扫厕所，钱每每如厕都大呼太干净了，像我家的墙壁一样整洁，这哪像是精通四国语言的翻译家啊，分明就是个保姆大妈，不对，分明就是我钱钟书的老婆。
然后两个人握着扫帚，相视微笑。
女儿钱媛夫妇相继故去，而钱也病在床上，杨挣扎着强作欢颜。她说，“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取‘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幸好没错了次序，1998年，钱钟书先她而去。从此，她一个人住在北京一家平常的四合院里，守着旧宅。她不许学生给她封阳台，因为“钟书离开时，这里就是这样子的，直到我死，我还要保持钟书在时的样子。”
100岁的老人，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不请个保姆照顾的时候，她说：钟书在时，家里没有保姆，于是我想我也不需要。我照顾了他一辈子，我想我也可以照顾自己一辈子。
在记者的目光下，这个100岁的老人颤微微地挪上椅子，慢腾腾地换日光灯管；然后把书稿交给记者，“这是我最后一本书，我想我没精力和时间再写下一本书了，这最后一本书，叫《我们仨》，我，我的女儿，还有他，我的钟书。”
不久后，书出版了，书的扉页上，简短的一句话：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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