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口皮箱，是民国时候的式样，真正的黄牛皮所做，至今仍旧泛着红铜般的油光。八角都有金属镶扣包角，已然被岁月锈蚀了，但整个箱子依旧端正挺立，不像其他的老皮箱那样萎靡蔫软，仿佛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还很硬朗地活着。
我的父母是在偏远的土家山寨相识和相恋的，大约在1953年，他们决定结婚。那时的他们一贫如洗。母亲的嫁妆，大约就是这口她从省城带到山里的皮箱。我的童年，家中也有各种木箱、纸箱，但唯有这口箱子，母亲把它藏在高处，不让我们姐弟轻易触碰。“文革”中，上小学的我曾经好奇地偷看了其中的秘密，原来也就是父母曾经的持枪证、结婚照和各种信件之类。
1978年我终于要上大学了，母亲特地将这口皮箱腾空，拿到街上的皮匠铺重新维护，上油并抛光，然后正式地转交给了我。她怕我粗手粗脚磨坏它，还专门缝制了一个粗布袋子罩在箱子上。从此，这口皮箱就跟定了我的一生，像母亲远瞩的目光一般，随时监护着我的生活。我上大学带着它，工作带着它。去省城武汉工作和再次上学，它依旧是我不离不弃的爱物，囊括了我的全部物品。1988年我远走海南，拎着这唯一的行囊赶火车、坐海船，枕着它在南方的码头露宿。1989年从海口仓皇北归之日，我抛弃了各种随身物品，却依旧将所有的珍爱之物塞进这口皮箱，扛着它流亡千里。我突然消失在大街上一年多之后，母亲扶着老父前来探监时，仍旧给我带来了这口皮箱。出狱之际，我把所有的衣物都赠送给了那些穷困的犯人，只有这口箱子，我还是固执地带着它走向了自由。
而今箱子还在，父母却没有了。他们相依为命的信物，成了我只身飘零的伴侣。我像年轻时代的父母一样，在箱子里装满了我的各种证件和纪念品——毕业证、工作证、判决书、释放证、结婚证、离婚证、日记、发黄的情书、曾经的警徽和犯人的胸牌……仿佛没有这一切，我便不曾打这个世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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