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避讳，我的父亲叫毕明。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以为父亲的名字就叫“爸爸”。
突然有一天，我知道了，他不叫“爸爸”，他叫毕明。
长大之后我又知道了，父亲原来也不叫毕明。我见过他废弃了的私章，隶体朱文，他曾经是“陆承渊”。
为什么叫“陆承渊”呢，因为他的养父姓陆，他是“渊”字辈。“渊”字辈下面是“泉”字辈。从理论上说，我应该叫“陆某泉”。
在今天的兴化，有许多“陆某泉”，凡是叫“陆某泉”的，不是我的兄弟，就是我的姐妹。
但是父亲的养父很不幸，父亲的养父有一个弟弟，是一个流氓，这个流氓告发了自己的亲哥哥，因为他的亲哥哥把大米卖给了日本人。
父亲的养父是被处死的，罪名是汉奸。那个流氓弟弟失算了，他什么也没有得到。父亲养父的财产全充公了。
为了生计，父亲放弃了学业，“革命”去了。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沈阳军区空军机场做机要员。建立档案的时候，诚实的父亲说了实话，他被部队“劝退”，回到了地方。
回到兴化的父亲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他成了“毕明”——含义来自《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逼上梁山，走向光明。
细心的读者也许就知道了，我在讲小说的时候动不动就要说到《水浒传》。
但施耐庵远远称不上伟大。真正伟大的那个作家叫鲁迅。鲁迅把他的如椽大笔一直伸到了我的家，就像《阿Q正传》描绘的那样，陆承渊“不许革命”，陆承渊“不许姓赵”。
1971年还是1972年？那是个大年初一，当年的陆承渊、现在的毕明，正在看书。看得好好的，他突然哭了，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大年初一”荡魂摄魄。我害怕极了，却多了一个心眼，偷偷记住了那本书。那是一本鲁迅的书。
高中还没有毕业我开始阅读鲁迅，我全明白了。
做作家需要运气，做读者也需要运气。我想我比同年的孩子更能理解鲁迅。
还是来说说我是怎么知道父亲叫“毕明”的吧，这个场景是这样的：
我们一家人都在家里，墙外突然传来了许多急促的脚步声，我的家一下子拥挤起来，站满了父亲和母亲的学生。他们带进来一股十分怪异和紧张的气氛。
父亲和他们说了一些什么，随后就跟着他们走了。
我的家一下子空了，只留下我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我是几岁，可能是三岁，也可能是四岁，这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
后来我一个人出去了，意外地发现学校的操场上全是人。我站在外围，也挤不进去。我就一个人晃悠去了。
就在我离开不久，口号声响起来了。很响。很整齐。
我记得我来到了一个天井的门口，门口坐着一位老太太，她的头发花白花白的。她坐在门槛上。
老太太突然问我：“晓得毕明是哪一个啊？”我回答了没有，记不得了。老太太说：“毕明就是你爸爸。在喊呢，打倒毕明。打倒了哇。”
我从此就记住了，爸爸叫毕明。
那一天的晚上父亲一直坐在那里泡脚。一家人谁都不敢说话。
对了，也许我还要补充一个场景，1997年7月19日下午，我的儿子出生了。我借了一部手机，在医院的阳台上给父亲打电话，我要把儿子出生的好消息告诉他老人家。有一件事我是不能不和父亲商量的：我的儿子到底是姓陆还是姓毕？
父亲在电话的那头再也没有说话。我在等。我们父子俩就那么沉默了。后来我把借来的手机关了。我决定让我的孩子姓毕。其实我不想让孩子姓毕——我还好，我的儿子也还好，可我理解我的父亲，这个姓氏里头有他驱之不尽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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