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什么时候，你能与一个老人待一个下午，饶有兴趣地听完他精彩或不精彩的人生故事，那说明你已经成熟。”
但你有这样一个闲散的下午吗？不是你没有时间，而是你没有耐心。正是因为你没有耐心，所以失去了机会。
曾祖母在世时，经常给我讲家族史，说曾祖父如何到上海去做生意……那时我准备高考，没时间听；后来，我奶奶给我讲爷爷在旧政府做事的趣事，讲她与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一起上学的故事……那时我在找工作，也没有时间听。
现在，我想收集一些家族资料，为后人留下点文字，但她们都已随风而去。
我们正在丧失倾听的姿态、倾听的心态，并且从个人心理泛化到了社会心理。酒桌上的杯来盏去、絮絮叨叨，不会有人倾听；充满了官话的报告会，也不会有人倾听……倾听需要有一种“空杯”的心态，迎接它，容纳它，消化它，记住它。
崔永元发起、筹划了一部纪录片——《我的抗战》，他花了10年时间，走遍大江南北，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长达10万小时。但遗憾的是，他制作出来的纪录片电视台不愿意播，因为这样的片子“无人倾听”。
小崔曾经非常愤慨，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是搞对象的节目，而在日本却是严肃的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那些无厘头的搞笑剧、穿越剧、荒诞剧，却不能“倾听”关于民族的真实故事？
这事不能深思，一深思，就会觉得可怕。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中华民族真是奇怪，五千年了，基本上是在混，不过能混五千年真的很伟大，很了不起。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曾来杭州做讲座，说中国人都在混日子。他说混日子不是说现代的中国人混日子，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不混日子的时候。
陈寅恪的话，贬中有褒。顾彬的话，就剩下贬了。不要说顾彬先生是愤青，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的思想过于简单，我们想得最多的是生存，而不是生存的质量和尊严。
记不起哪位作家，把金庸先生《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视作中国人的典型。韦小宝是一个“生存至上”的人，他非常平庸，不重情，他的“义”是随时可以变通的，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就会去干。
这就是“混”。
人们以“混”为乐，不需要清醒，也不需要反思，当下“混”得好，有酒喝，有饭吃，有房住，有份轻松的工作，一切OK。
顾彬说，生活中你可以贫穷，可以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买不起房子……但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拥有它、一定要守住它，这就是信仰。
但如今又有多少人还拥有信仰？我们所谓的信仰，也许就是赚大钱、住大房、开豪车、娶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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