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
大部分的作家不是拒绝上班，厌恶上班，就是压根儿瞧不起上班这件事情。他们可以同情堕落的妓女，与滥嗑药品的醉鬼共鸣，对失去理想性格的政客感到好奇；即便过着优渥的布尔乔亚的生活，他们还是能写出歌颂广大农民工人的美丽诗篇。唯有遇上了灰色单调的现代办公室，看见一大群中午时间从各个大楼涌出来进食的制服乌鸦，听见那些人谈论房屋贷款和休假规划的对话，他们的想象力只能一片空白。
如果作家上了班，他很可能会写不出东西来，这是普遍的说法。因为生活的机械化，周围缺乏富有智力的谈话，作家的创造力将为了赶上进度、完成工作而衰竭，而贫乏，而枯朽。就算有一些异质天赋的作家挣脱了这套陈腔滥调，证明一个人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写作，但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关于一个人如何早上起床发现自己蜕变成一条巨虫的故事，就是充满激情地抨击官僚制度的腐化与人性的险恶。
谁说上班会让一个灵魂变得“正常”。上班，只会让人不正常。太不正常。可是因为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都被迫如此朝九晚五地上班，不正常的人占据了大多数的人口，不正常于是变成了正常，而少数的正常只能被当作不正常。
有时候，我看着那些艺术家朋友，他们为自己飘忽不定的生活形态、捉摸不定的性格举止而哀叹，他们以为自己的灵魂畸零而残破，因而在这个世界无法舒服地生存。他们坐在咖啡馆里，抽烟，喝烈酒，嚼着小菜，大声宣传自己终生难以正常。我真想建议他们到我的办公室走一趟。
不用去咖啡馆，我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环顾，我看见的净是不正常的灵魂。譬如，一个所谓的正常人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大老板出现在办公室时，平常苍白削瘦的社长竟然可以用微笑把脸蛋撑圆；为什么行政助理总是要为了一两只回形针不待在她预期的位置，就能在大庭广众之前歇斯底里地哭泣；为什么会有同事宁可你的工作成果失败，也不愿你为公司带来利润，只因为他不希望你比他表现好，即使你们两个部门丝毫没有关联；你的上司看见你的弱点，他的直接反应并不是与你面对面检讨，而是去跟你的下属抱怨你如何难以管教。如果你是一个所谓的正常人，你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市场推广经理一定坚持要在办公室穿拖鞋，喝枸杞药茶；而我们的公关经理必须将他的办公室布置成一个小佛堂，摆满各式神像，还不准别人进他办公室时随手乱动那些小雕像的方位；我们的创意指导不说黄色笑话时，便觉得天空是黑色的，全世界都对他不友善。
这些人的不正常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不正常。他们之所以不正常，是因为他们太努力要正常。不像我的艺术家朋友，一开始就放弃去符合某种规范，他们是无人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野地动物，勇敢，强壮，迷人，身心健康得不得了。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们自信地认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他们，只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
我的同事不是。因为长期工作，他们身体衰弱，精神不易集中；由于压力，他们经年惊惶失措，极度缺乏安全感。随便一句话，一个反应，一件事，如果不是从他们期待的人口中说出，或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发生，就能叫他们精神崩溃，愤怒失控，完全不能自已地难受好几天。他们从来不确定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他们的生命可以实实在在用金钱计算出来：一天两百元，一个月三万块，一年八十万。没有浪漫遐想。没有。他们可怜兮兮地觉悟，世界，不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玩乐的场所。他们就是让“母体”运转的电池。从一出生，“母体”便灌输他们所谓“幸福”的幻象，所以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贡献出自己碳水化合物的身躯，任其吸干用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
不，作家不会描写这类故事，因为整件事简直残酷得有点愚蠢。我观看我的总经理像一只志得意满的蝴蝶在办公室盘旋，来回舞动，同事们带着固定到有点呆滞的笑容跟在他身后，我不由得想，这已经是最伟大的文学主题了。就算萨德公爵有再多的疯狂才华，他在疯人院导的戏也不能比这个更好。
因为，办公室是一座浑然天成的疯人院，我们每一个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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