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年前，父亲从外面带了一架时钟给母亲：一尺多高，上圆下方，黑紫色的木框，厚玻璃面，白底黑字的计时盘，盘的中央和边缘镶着金漆的圆圈，底下垂着金漆的钟摆，钉着金漆的铃子，铃子后面的木框上贴着彩色的图画——是一架堂皇而且美丽的时钟。那时这样的时钟在乡里很不容易见到，不但我和姐姐非常觉得稀奇，就连母亲也特别喜欢它。
她最先把那时钟摆在床头的小橱上，只允许我们远望，不许我们走近去玩弄。我们爱看那钟摆的晃摇和长针的移动，常常望着望着忘记了读书和绣花。于是母亲搬了一个座位，用她的身子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说：“这是听的，不是看的呀！等一会又要敲了，你们知道呆看了多少时候吗？”
我们喜欢听时钟的敲声，常常问母亲：“还不敲吗，妈？你叫它早点敲吧！”
但是母亲望了一望我们的书本和花绷，冷淡地回答说：“到了时候，它自己会敲的。”
钟摆不但自己会动，还会得得地响下去，我们常常低低地念着它的次数。但母亲一看见我们嘴唇的嗡动，就生起气来。
“你们发疯了！它一天到晚响着，你们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吗？我把它停了，或是把它送给人家去，免得害你们吧……”
但她虽然这样说，却并没把它停下，也没把它送给人家。她自己也常常去看那钟点，天天把它揩得干干净净。
“走路轻一点！不准跳！”她几次对我们说，“震动得厉害，它会停止的。”
真的，母亲自从有了这架时钟以后，她自己的举动更加轻声了。她到小橱上去拿别的东西的时候，几乎屏住了呼吸。这架时钟开足后可以走上一个星期。不知母亲是怎样记得的，每次总在第七天的早晨不待它停止，就去开足了发条。
这在我们简直是件苦恼的事情。自从有了时钟以后，母亲对我们的监督愈加严了。她什么事情都要按着时候，甚至是早起、晚睡和三餐的时间。
冬天的日子特别短，天亮得迟黑得早。母亲虽然把我们睡眠的时间略略改动了些，但她自己总是照着平时的时间。大冷天，天还未亮，她就起来了。她把早饭煮好，房子收拾干净，拿着火炉来给我们烘衣服，催我们起床。
“立刻要开饭了，不起来没有饭吃！”她说完话就去预备碗筷。等我们穿好衣服，脸未洗完，她已经把饭菜摆在桌上。倘若我们不起来，她是决不等待我们的，从此要一直饿到中午，而且她半天也不理睬我们。
每次当她对我们说几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起了恐惧，因为她把我们的一切都用时间来限制，不准我们拖延。我们本来喜欢那架时钟的，以后却渐渐对它憎恶起来了。
“停了也好，坏了也好！”我们常常私自说。但是它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坏。
那时钟，到得后来几乎代替了母亲的命令了。母亲不说话，它也就下起命令来。我们正睡得熟，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起床了；我们正玩得高兴，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睡觉了；我们肚子不饿，它却叫我们吃饭；肚子饿了，它又不叫我们吃饭……我们喜欢的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的时钟。
我呢，自从第一次离开故乡后，也就认识了时钟的价值，知道了它对于人生的重大的意义，早已把憎恶它的心思一变而为喜爱了。我记得第一次回家随身带着的是一只新出的夜明表，喜欢得连半夜醒来也要把它从枕头下拿来观看一番的。
“你看吧，妈，我这只表比你那架旧钟有用得多了。”我说着把它放在母亲的衣下，“黑角里也看得见，半夜里也看得见呢！”但是母亲却并不喜欢，她冷淡地回答说：“好玩罢了，并且是哑的。要看谁走得准、走得久呀。”
幸而母亲对我的态度却改变了。她现在像把我当作了客人似的，每天早晨并不催我起床，也并不自己先吃饭，总是等待着我，一直到饭菜冷了再热过一遍。她自己是仍按着时间早起，按着时间煮饭的，但她不再命令我依从她了。“总要早起早睡。”她偶然也在无意中提醒我，而态度却是和婉的。
然而我始终不能依从她的愿望。我的习惯一年比一年坏了：起来得愈迟，睡得也愈迟，一切事情都漫无定时。我先后买过许多表，的确都是不准确的，也不耐久的；到得后来，索性连这一类表也没用处了。
但母亲却依然保留着她那架旧钟。屋子被火烧掉了，她抢出了那架旧钟；几次移居到上海，她都带着那架旧钟。“给你买一架新的吧，不必带到上海去。”我说。母亲摇一摇头：“你们用新的吧，我还是要这架用惯了的。”
到了上海，她首先拿出那架旧钟来，摆在自己的房里，仍是自己管理它。它和海关的钟差不多准确，也不需要修理添油。只是外面的样子渐渐老了：白底黑字的计时盘这里那里起了斑疤，金漆也一块块地剥落了。
去年秋季，母亲最后一次离开了她所深爱的故乡。她自知身体衰弱到了极度，临行前对人家说：“我怕不能再回来了。上海过老，也好的，全家在眼前……”这一次她的行李很简单：一箱子的寿衣，一架时钟。到得上海，她又把那时钟放在她自己的房里。果然从那时起，她起床的时候愈加少了，几乎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而且不常醒来。只有天亮和三餐的时间，她还是按时地醒了过来。天气渐渐冷下来，母亲的病也渐渐沉重起来，不能再按时去开那架时钟，于是管理它的责任便到了我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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