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赵康说，他一生所经受的最大磨难，所面临的最大一个“坎儿”，不是父亲生病和去世，不是心爱的人的离去，也不是有段时间在单位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更不是那笔数额巨大的金钱损失，而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得接受一件事：
自己在写作上并无才能，甚至应当及时放弃。
他出生在小康之家，幼年时，他的父亲母亲、叔叔舅舅就教他背诵唐诗宋词；小学里，他的作文屡屡得奖，甚至还被选进好几种《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中学时，他开始写诗，写散文，还组织了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文学社，办起一本校园文学杂志，从手抄到油印再到铅印，全是他一手促成；考大学，当然报考了中文系，为了在他的分数所达到的范围里选择有中文系的学校，他毫不犹豫放弃了更好的学校；大学里，他开始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和小说；大学毕业，他没有接着考研，因为他坚信自己能靠写作写“出来”。
工作之后，他不交女朋友，不打算结婚，他怕自己有一天需要去北京，家室会成为拖累，他不争晋级，也不争调工资，甚至没考职称，甚至也消灭了别的欲望：朋友开了公司，不羡慕，同学买了房买了车，也不攀比。所有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和写作。
就是说，他一生全部的意愿、全部的训练、全部的选择，都是围绕着“写作”来进行的。
他以写作为标杆，来衡量其他的事：凡是对写作有益的，就打钩；凡是他认为妨碍了写作的，就毫不犹豫舍弃。他也把写作视为人生最大的机遇，认为一旦写作引发的机遇到来，就如同在生命里刮起了龙卷风，什么愿望都能达成，什么期待也都不在话下，因此从不愿从小处着手。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十年——不对，应该说，是三十年——他认为自己就是为写作而生的。
一直到三年前，他突然发觉，一起从事写作的朋友，该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出书了，改编电影电视剧了，专职写作了，即便那些被他唾弃过的畅销书炮制者，他也渐渐看出了他们的过人之处，那些没有从事写作的朋友。生活也平静丰盈，而他至今一无所获。
他怀疑。这三十年里，他在写作上得到的赞美，只是人们对他人习惯性赞美中的一种，他如此执著如此偏执，更使人不能不赞美他。
他反复探讨自己，是否不善经营。是否写作的方向不对，是不是还不够坚持，是不是应当再坚持一下。
终于，最后，他确定了一件事：自己在这个领域并没有太多才能，或者说，以前有过，而现在没有了，自己也不会有太多机遇，甚至这个领域本身，也正在沉没之中。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发现自己的愿望本是虚妄，一切努力都是空掷，甚至寄予希望的那个世界，也正在沦陷之中，像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的小说《失落》中的那些人：“国家除了是一个概念，还是什么？她将印度视为一种理念，一个希望或欲望，不断攻击它直至其崩塌，这需要多长时间？消灭一样东西必须经过持久的练习，这是一种邪恶的艺术，他们正使之日趋完美。”
他现在需要做的，是练习这门邪恶的艺术，消灭那种不可救药的热爱，那种横亘在心中、近乎信仰一般的愿望。
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得不断地去看那些关于“幻灭”的电影，比如那部《人类消失之后》那部片子里，人类消失之后不到一百年，大部分人类遗迹都濒临毁灭，一万年之后，地球重新被植物覆盖，而这一万年，对于整个地球来说。不过相当于几分钟。他不断告诉自己，自己的这点才能不算什么，甚至连自己都不算什么，必须要用这种“幻影观”去抵抗另外一个已经成为“幻影”的愿望。
太强烈的热爱，也是人生最大的坎儿，甚至堆积起来的愿望越多。这个坎儿也越大，终会给不断堆积它的人以重创。
所以，要么一开始就不要主动地创造这个“坎儿”，要么在紧要关头学习放弃。
他现在活得非常轻松，他的才能不够他胜任一个大作家，但却足够使他胜任一个好朋友、好丈夫、好父亲和好读者。
愿望消灭之后，人生未必荒凉，倒很有可能重新被葱绿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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