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哒、哒、哒 ”竹棍敲打青石板的声音，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记忆。
生命真是很奇妙，我搞不懂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对我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那天，我的记忆库闸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咣当一下撞开了。而在此前，是一段毫无记忆的混沌状态。
那是1973年阴历九月的一个秋日，我家的新屋竣工了，当地叫“圆垛”。我脑海中留存的只是一些碎片，人生第一份碎片，其中许多事件的前后逻辑关系，是成年后问母亲，她给补充，才得以串联起来。
两岁八个月的我，被扔在一个晒谷坪上，无人理睬。弟弟在旁边哇哇大哭，同样无人理睬。后来母亲说，那一天是弟弟周岁的生日，大人忙着新房子，没有时间顾及一个孩子的生日，何况他还不是头生子。
我记得大人们来来往往，晒谷坪有两个分别用三段粗粗的圆木交叉支撑在地表上的木桩，这两个土制三角架上，横着一根木头。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木头的圆柱已没了一半，剩下个半圆，地下有很多碎屑，两个三脚架下面，都吊着一块很沉的土砖。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三脚架是固定那个横躺的木头以方便把它锯开而用的。一寸厚的椽皮钉在屋顶的檩子上，椽皮上面用青瓦阴阳两面地交错搁放着，形成凹凸，留下走雨水的槽。
两个锯匠站在木头两边，用一个大锯锯椽皮，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一种把戏，我觉得很有趣。两个大人扎紧步子，不紧不慢地拉着，锯木声嘎嘎的还挺好听，锯木灰飞花碎玉似地散落，锯木匠还不时哼着歌子。后来到北方听过一首儿歌：“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我一下就想起儿时观看锯木的情形，看来，扯大锯对中国农村孩子来说，不分南北，都是熟悉而爱看的“游戏”。
屋顶上，一些人盖瓦，一些人将伸出山墙外的檩子和屋檐外的椽皮锯齐。我记得的人其中有我的二舅，还有一个堂姐夫。
有两个瞎子，一前一后手搭着背，竹棍在地上敲打着，一个瞎子大声地问屋顶上锯木的人：“小塘怎么走？”小塘是毗邻我家南面四华里的一个村，是一个公社所在地，算是周围诸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个后生仔便大声地指路：“往前、往前，再往左，再往前走。”如此指点，靠近了路左侧一口利用泉眼而挖成的井。这口井是全村饮用水的主要供用地，井底有一股一年四季都不枯竭的山泉，水质清冽甘美。两个瞎子眼看就要迈向井口，一个妇女大叫：“那是井眼，往前走不得。”瞎子连忙止步，屋顶上那些捉弄瞎子的人哈哈大笑，似乎觉得无比快乐。恼怒的瞎子破口大骂，骂些什么我自然不可能记得。
二
大约在我刚出生时，因为鲠骨而不媚上的父亲得罪了某些人，我家被正式宣布下放到老家的生产队，父亲倒是留下来了。看到老婆孩子都下乡了，为了照顾全家，父亲主动申请到距家不远的小塘公社卫生院当院长。
一家终于在老家落下户。
搬进了新房，我的记忆库开始蓄水。
我最深的记忆是，爸爸常不在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睡在靠东面那厢的前一间房里。窗户格绷着塑料纸，但常常被风或者是捣蛋的小孩扯开了一角。我躺在一张雕花大木床上，清晨阳光照进来，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去忙碌了，蚊帐已经被撩起来。我一翻身，就透过窗户被扯开的一角，望见远处青黛色的山脊，山脊如鲤鱼背，林木葱茏。再离家近一点的山丘，则是只长着浅草和灌木的石头山。正对着窗户的地方，一块坡地上，突兀出一块巨大的石头，黑黝黝的，长得像一头倦卧的水牛。冬天下起薄雪，这头“石水牛”由黑变白，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如果我还赖着不起床，已忙碌一阵子的妈妈，会毫不客气地把我从被窝里掏拖出来，用刚调过猪食的大巴掌，打我的屁股，屁股会变得湿湿的，而我毫不在意，因为一起睡的弟弟常常尿床。
等我四岁的时候，妈妈让我和弟弟两人睡到后屋的床上，他依然尿床，直到上学。哥哥为此编了个顺口溜：
满老弟，好幸福，
半夜梦里画地图。
先画洞庭湖，
再画宝庆府。
三
开始记事后，尚是三四岁孩童的我，就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孤独，那种孤独似乎浸泡了我的每一个毛孔，直到渗进血液和骨髓。至今想来，依然觉得害怕，害怕有一天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睡在无边无际、夜色如墨的荒原上，所有的人都拔营而走，单单遗弃了我一人。
在家里感觉到孤独。大我七岁的哥哥，已经显露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他在学校里是一个成绩很好、却让老师头痛的学生，根本没有时间来哄两个弟弟玩；而母亲早早地就随生产队出工，晚上回来后，还有忙不完的家务，为了多挣工分，她还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员。
老屋的基脚是用青石条垒起来的，前面是一丘像月牙一样的水田，我好几次从走廊跌到两米以下的田里。大路贯穿老屋的走廊，因此这走廊便成了要道，常常有陌生人走过。看着我爷爷背靠着墙坐在凳子上晒太阳，走累的人会停下来歇脚，讨一碗水喝。趁着客人喝水的时候，我爷爷就开始显摆，向过路人说他两个在外面当国家干部的儿子，讲他的几个孙子。客人歇够了，说一句“老人家好福气”，便走了。爷爷很矜持地颔首目送，又在等待下一个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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