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暑假多雨。我卧房外石阶边那株石榴树长胖了，只见丰盈不见袅娜。芭蕉也反常，蕉身粗，搂都搂不住，蕉叶摊开来够写厅堂上的四字横匾。芒果更糟，满树亢奋，一团团的密叶绿云似地死命逗引过路的风。杨桃倒矜持，雨再大，新叶旧叶都垂着头静静淌泪。白兰显然有点动心，一袭青衫，婉婷里裹不住翩跹的媚思，连花都苍白了。
我念完小学五年级等着开学升六年级。明明喜欢阶前点滴的诗意，困久了闷得慌，要等到邻家云姑从大城里的中学放假回来，我心中才觉得那满园的雨花多了一层深意。云姑原名云鹄，我们错把第三声念成第一声，叫惯云姑不叫云姐姐。她一上初中就标致起来了，来我家玩的同学都爱探头看看围墙那边云姑在不在。她那年高二了，拢到背后编成松松一握辫子的长头发更浓更黑更亮，夜空中寒星似的眼神天生是无字的故事，藏着依恋，藏着叛逆，藏着天涯。她的鼻子不高而挺，雕得纤秀，鼻尖素素的，刻意呵护贴紧人中的那一朵工笔朱唇。云姑下巴也生得好看，尖而丰腴；倒是颧骨高起半分，大人们私底下颇有惋惜之叹。
我和我的小同学碰见过云姑跟她的画家情人痴痴恋恋的刹那。那是我们那条街上一幢荷兰时代的老大宅，都说闹鬼，荒废了好几年，后来让回教互助会租去做会所，年年麦加朝圣团出发之前热闹几个星期，过后又是一年萧疏闲冷。我们常攀过后院的矮墙闯进大宅四周的荒园戏耍。那天黄昏，我们三个小鬼悄悄沿着游廊视察蟋蟀的行踪，蹑手蹑脚摸到幽暗的转角处，赫然发现那男人光着膀子轻轻搂着云姑，云姑的辫子散了，玉白的脸紧紧偎在那座油亮的胸膛上。
我们都喜欢云姑，勾过手指发誓不泄露这个秘密，整个暑假谁都不准侵犯大宅里云姑幽会的角落。开学之前一两星期，街头巷尾流传云姑双亲棒打鸳鸯的故事。我看着云姑的脸色苍白，眼睛常常红红肿肿的，心里很不舒服，好几次想悄悄对她说，我们整队小鬼兵都支持她的那段情。可是，云姑见着我总是堆着一脸甜甜的笑容，拍拍我的头，问我暑期作业做完了没有，问我最近又收集到几把童子军小刀，问我那只黑战神蟋蟀战绩佳不佳，提醒我摘几枝漂亮的白兰花送给她，别让她房间里的玻璃花瓶老空着。
开学不到两个月，云姑忽然辍学回来了。我放学后见过云姑两三面，脸色不再是苍白，是暗黄；不说话，只顾拍拍我的肩膀淡淡笑一笑。接着，云姑不见了，大人们露了口风说她进了医院；我的一个同学说是他妈妈亲口说的：“云姑有喜了，刚打掉的……”再过一阵子，云姑回来了，天天关在房间里谁都不见。云姑家从此像回教大宅那样萧疏：云姑父亲的眉头锁得紧紧的；云姑母亲也变哑巴了。我的同学说，画家情人最近全家搬到乡下投靠亲戚去了，穷得连皮箱都没有，家里衣物大包小包用破床单包着。
翌年春天，云姑跟两个女同学回中国大陆升学。离家前夕，细雨霏霏，她撑着一把花雨伞隔着矮矮的围墙跟我说再见。人胖了些，头发剪短了，笑容又甜了：“念完中学你也回唐山读大学，云姑到北京机场接你！”她说。那是1954年的清明节，白兰树上尽是待放的花蕾。
六年后我没去北京去了台湾。离家前读中学的那几年，唐山天灾人祸动动荡荡，云姑家里人一下说云姑在上海，一下又说她转去了北京，最后听说在厦门念中文系。
60年代中期我在香港定居，云姑从我老家打听到我的地址，我们终于重逢。十二三年了，云姑满脸是秀丽的沧桑，仿佛前朝一幅尘封的淡彩仕女。她说她在上海结过两年婚，离了；又跟一个侨生相爱同居。她的出国申请很快批准，只身来香港等他，靠老家接济生活。几波运动中等了一年半，他决定偷渡，千山万水，临到最后一程，淹死在大海里。
“横竖是命，一点不由人。”云姑夜空中寒星似的眼神在长长睫毛下泛起无边的慈祥，像观音。我童年对她的怜惜之情一下子翻回心头，忙问她今后可有什么打算。她说她的职业蛮安稳的，在雅加达老同学父亲的香港分公司当襄理，下了班到一位上海大老板家里给少爷小姐补习功课。
又过了七八年，我在伦敦收到云姑的信，说她嫁到美国去了，先生正是那位上海大老板的弟弟。我真替云姑高兴。在我辞去英国的工作搬回香港之前，云姑寄来的贺年片上说，她先生年初中风下世了，她会在三藩市静静终老，要我放心。这些年，我们习惯了逢年过节寄贺片报平安。去年圣诞节，云姑在贺片上说：“花时已去，梦里多愁。如果当年要了那孩子，我如今就不那么孤单了。邻居送我一株白兰花，这里天冷，只开过几次小花，总算唤回了你的童年和我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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