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因获得鲁迅文学奖荣立了二等功。父亲得知后欣慰地说：“我们家终于有个二等功了。”我问：“你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地修路架桥，怎么就没立个二等功呢？”父亲说：“只差一点点，被一个处分给抵消了。”我大吃一惊：“怎么，你还挨过处分？”父亲点头，笑眯眯地给我讲起了发生在60年前的故事。
1951年春节刚过，父亲作为铁道兵的一员，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作为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大学生，父亲不但年轻有为，还非常敬业。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他和战友们历尽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尽全力保障铁路的畅通。1953年，他所在的部队担负守护大宁江桥的任务。大宁江桥是朝鲜金义线上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是朝鲜三大铁路桥之一），它的畅通关系到整个金义线的畅通，当然也是被美军炸得最厉害的一座大桥。仅靠守护是不可能的，只能不断地抢修，和轰炸抢速度：敌机上午炸他们下午修，敌机下午炸他们夜里修；正桥断了，他们就修便桥。总之，决不让这条重要的交通线中断，保障后方物资源源不断送上战场。美国媒体由此感叹说：“美国和其他盟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共产党的运输系统，但朝鲜仍有火车在行驶……坦白地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的建设铁路的人。”
轰炸不见效，敌人又换了一种方式，投掷细菌弹，用以杀伤这些“最坚决的铁路建设者”。父亲不幸“中弹”：他被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感染，得了斑疹伤寒，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父亲被送到师医院，在医院里昏迷不醒，高烧不止，整整5天后才醒过来——全靠身体底子好。父亲醒过来后不但重返战场，他身上的血清还救治了其他感染伤寒的同志。
就在入朝第三年的秋天，父亲他们发现大宁江桥的其中一座桥墩有了一道裂痕，顿时万分忧心。桥墩出问题可不比桥面，事关重大。但问题有多严重，或者说裂痕有多长有多深，桥墩需不需要重修，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如果要重修的话，就必须先修建拦截大坝（围堰），抽干河水，再开始修建，工程量非常大。更何况处于战争中，没有片刻的安宁，重修更是难上加难。
大宁江水深近20米，桥墩自然也是几十米高。为了彻底弄清情况，特别是水下桥墩的情况，部队专门请了一个潜水队来探测。但潜水员潜到水底好几趟，上来说这里有裂痕，那里有裂痕，但裂痕有多深，在什么位置，毕竟不是专业人员，表达不清楚。
父亲就向领导提出他亲自下水去看一下，以确定裂痕的位置和长度。领导就让父亲去潜水队做短暂训练。父亲的水性原本很好，小时候在剡溪里泡大的他，身体素质也很好。在短暂训练后，潜水队队长认为父亲没有问题，可以潜水了。
于是父亲就穿了潜水员的行头下水。当时已是10月，在朝鲜，10月的河水冰冷刺骨。父亲喝了几口白酒，暖了暖身子就潜入水中。为了弄清情况，他上来又下去，反复几次，在水底围着那个桥墩反复勘察，并仔细计算，终于心里有数了。他上来向领导报告说：“裂痕不严重，桥墩可以继续使用，货车和客车都可以通过，不必重修。”领导很吃惊，一再地问：“你有把握吗？”父亲说：“我有把握。”
现在想，父亲真是太年轻了，如此责任重大的事情，也不知道给自己留个退路，说点儿有保留的话，就这么言之凿凿地表态了，完全是凭着他的技术和良心，丝毫没考虑其他。
领导仍有些难以决策，毕竟责任重大，仅凭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判断能行吗？这时，上级派来帮助他们解决难题的工程师表态说，他相信父亲的分析判断，如果有问题，他也愿意承担责任。这么一来，终于决定不重修桥墩，继续使用了。
后来的情况证明，父亲的计算和判断是正确的。那个桥墩始终没出问题。
由于父亲的精确勘察和正确判断，大宁江桥不但没有影响运输任务，还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于是那位工程师提议给父亲报请二等功。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个重大贡献，应该立功。
可是，二等功报上去却没有批下来。一问原因，是父亲在此之前刚刚受过一个处分。
父亲“挨处分”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
那是3个月前，父亲所在部队接到一个重要命令：必须在10天之内将大宁江桥的正桥修通。可是经过3年的反复轰炸，正桥已被毁得很厉害，按正常情况，起码得修半年才能通车，就算是紧急情况也得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上级下达了死命令，只给10天，因为和谈代表团的专列要经过正桥。当时专列已经到了距大宁江桥最近的一个车站，父亲他们都能看到一些外国人叼着烟下车来散步了。周恩来还亲自打电话来过问此事。如果10天内不能修好，就算违反命令。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是在战争时期，父亲和战友们只得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他们没日没夜、抓紧分分秒秒地干。父亲说，那10天里，他几乎没有躺下过，实在太累了，就坐着打个盹儿，全靠年轻的身体和强大的精神支撑着。时值7月，正是洪水泛滥的时期，这又给抢修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很焦虑。可是越急越出错，由于过度疲劳，一些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了平时绝不可能发生的计算错误，以至于又延误了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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