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素斯自认是最幸福的人，遇到雅典的智者梭伦时，他向后者炫耀了财富和威权，然后问梭伦，怎样的人最幸福？梭伦回答说：克洛伊索斯啊，你所问的虽然是关于人间的问题，但我却知道神是非常嫉妒的，并且是很喜欢干扰人间的，因此人间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预料啊。
后来，吕底亚被波斯人占领，波斯国王居鲁士要烧死克洛伊索斯，在柴堆上，他又想起了梭伦的话。
从人类懂得思考起，就一直在询问幸福的谜题，但至今仍无人能够解答。不过在美国哈佛大学一间神秘的小屋里，却隐藏着人们寻找幸福的藏宝图。这间资料室就在波士顿芬维公园的后面，外表平淡无奇，平时极少有人光顾，屋里的架子上堆满了厚厚的泛黄纸张，这些混杂了近3/4个世纪的问卷和文档，实际上记录了一个名叫“格兰特幸福公式”的实验。
这是历史上耗时最长，也许还是最昂贵的心理和社会学实验。它完整记录了268名哈佛大学男性学生的人生轨迹，从来到哈佛，到参加二战服兵役、结婚、离婚、事业升迁或失败，直到如今退休，这些学生定期接受医学检查，进行心理测试，回答调查问卷，还接受访谈。这一切，只是为了寻找幸福人生的公式。
延续70年的幸福实验
这项研究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服务部的阿里·博克医生于1939年发起的，赞助人是美国连锁廉价商店的老板格兰特，该研究也因此得名。博克医生的初衷是为了找出人生最迫切的问题——人要怎样生活才能幸福。他认为这能通过一项持久但简单可操作的实验来回答。他的研究将以大学生为对象，重点研究“塑造正常年轻人的力量”。他对“正常”的定义是，“具有构筑成功人生的情感和心理要素”。
从1939年到1946年，博克的团队选择了268名哈佛学生，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体质和繁殖力最能带来成功的生活，而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情商、幸福的童年经历和爱的能力。被选中的男学生都有强健的体魄，而且都富有阳刚之气，身材健美。
博克一度野心勃勃，对研究计划寄予厚望。1942年，他告诉哈佛大学学报，他的目标是“缓解这个世界的不和谐”。甚至有报道把它和苏格拉底、伽利略以及巴斯的著名实验相提并论。而事实上，一开始，研究人员大多受到各自学科的局限。
从他们的研究论文标题可见一斑：《血压和年轻人健康的关系》、《男性姓名用法观察》。早期研究的最大用途，也许是方便二战时美军挑选士兵。
多数耗时很长的研究因为投资人期待立竿见影的成果而半途天折，格兰特也不例外。他耐心坚持了10年，之后就停止提供研究经费。此后20年里，研究几乎停顿。1966年，年轻的神经学家乔治·韦兰特开始负责这项研究，成为了主要调查者兼分析者。
不管实验是否有人负责，是否继续，时间不会停止，这些哈佛学生的人生在继续。然而随着他们步入中年，人们却发现研究似乎离其初衷和伟大目标越来越远。
实验偏离了初衷
这268人中，有4人曾竞选参议员，一人曾任总统内阁要员，一人成为总统（约翰·肯尼迪），一人成为畅销小说作家。但是在耀眼的成功下面，隐藏着灰暗的阴影。1948年，20名研究对象出现严重的精神病症状。到50岁时，几乎1/3的实验对象都曾出现过心理疾病危机。在哈佛毕业生兼成功人士的外表之下，跳动的是脆弱的心脏。阿里·博克百思不得其解。1960年他告诉韦兰特说，“被我选中时，他们都是健健康康的，肯定是精神病专家坏的事。”
然而，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人生太漫长、太多悬念、太多矛盾，无法被装进一个简单的“成功”的概念里。阿里。博克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事实证明，对于人生这个问题绝不能用“是”或“否”来回答。
而与博克相比，韦兰特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其研究对象遭遇了多少人生的磨难，而是他们如何去应对那些磨难，及相应的结果。也许从他本人的经历就能窥见一些生活的真谛。
韦兰特出生于1934年，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他父母的爱情故事像童话一样浪漫。母亲是一位美国银行家的女儿，父亲是一名发掘阿兹特克文物的考古学家。韦兰特说，父亲是个成功者，很少表现出自我怀疑或抑郁，但是，1945年，他却突然自杀了。韦兰特的母亲在游泳池边发现了尸体，旁边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嘴里有一个致命弹孔。
父亲自杀时，韦兰特只有10岁。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直接导致他性格中悲观的一面，但他确实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安宁平和的人生，并幸福终老。韦兰特说，这该归功于他的“适应性”。
幸福的公式是什么？
韦兰特认为“适应”源于个人的痛苦经历，且会作用于人的一生。以格兰特研究中的两名男子为例，他们在实验中的假名分别为大卫·古德哈特和查尔顿·塔里唐恩。两个人都在孤独和恐怖环境中长大。
古德哈特生长在一个蓝领阶级家庭，有一个酒鬼父亲，母亲“神经质、易怒、爱焦躁不安，是个杞人忧天的人”。塔里唐恩家庭比较富裕，但他同样有个嗜酒如命的父亲，他的母亲郁郁寡欢，一副随时想要自杀的样子。
古德哈特后来成为民权运动领袖。韦兰特认为他是“成熟”适应的典范，擅长寻找情绪宣泄口。在古德哈特40多岁时，实验室通过测试，认为他是所有研究对象中心理适应能力最好的人之一，心理健康程度位居第5名。与此同时，塔里唐恩却排在倒数第5名。他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后来又进入政府工作，3次离婚，习惯用酒精和药物麻醉痛苦。韦兰特认为他是神经质和不成熟的代表。长期吸毒后，塔里唐恩在53岁时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古德哈特活到70岁。虽然他晚年发福，变得迟钝，但讣告里仍然盛赞他是民权运动的英雄。
这意味着，单单窥探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或片段往往会造成误导。一个20岁的小伙表现得很无私，也许他只是比同龄人更善于逃避现实，另一方面，一个20岁的人如果多愁善感，他也可能会大踏步走向成熟。
最近，已经82岁高龄的韦兰特总结了50年的研究，并写成《成功的经历：格兰特研究中的男人》一书。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预测幸福（心理和身体上）的7大因素。除了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外，其他因素包括：教育、稳定的婚姻、不吸烟、不酗酒、适当运动、健康的体重。
随着参与格兰特实验的哈佛学生一个个离开人世，幸福公式实验即将画上句号，但那些泛黄纸张上的记录却会永远保存。透过那些，似乎能看到这些“天之骄子”是如何生活的，我们也可以领悟到，获得幸福的关键不在于遵循某些标准或者避免某些问题，而在于保持着一种谦卑而认真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痛苦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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