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我知道就是不能拒绝，比如喝酒、懒惰。但是改了之后又怎样？也许就成另外一个傻瓜了。对媒体是不是应该有套话？朋友要我训练训练，说不定训练久了，我也能说了，就可以从容自在了。我不能说那种虚与实之间的话，但我说的都是内心深处的话。
对名与利的世界应付不来，就退回自己的世界
在精神病院工作还是挺受歧视的。我们医院去参加卫生系统的合唱比赛，主持人一报精神病院，下面就哄堂大笑。但是，我在那里工作，那里有我的同事和朋友，我用这份工作养活自己。在新书签售会现场，有人提问：精神病人是怎样一种动物？我回答：精神病人就是人。或许这种回答比较无趣，但很多问题我必须老实回答。我最怕就是自己说出来，立马被人指出，“你这是在扯谎”。
在认识诗人杨黎之前，我就开始写诗了。大概是人以群分吧，才会找了他。那时候真是为诗疯狂，家庭和夫妻关系反而是第二位的。我跟杨黎也会为生活的问题争吵，但是因为有诗，其他的都可以克服，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原因。如今的环境反而更难应对了，全民重视名利，像我们这种人只有不与这一切正面冲突，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90年代，我离了婚，心情有些不好，就停薪留职去做图书出版生意，赚了几千块钱。但生意没做下去，精神病院的同事都劝我不要放弃一份正经工作，于是我又回精神病院工作——其实是自己懒得改变了。
在精神病院当护士看起来好象不是人干的活，其实还可以。我能一直待下去，至少干得还算开心，而且，待了三十年后写了—本书，所以，精神病院还是给了我很多东西的。就像《放牛班的春天》里，那个小孩—直等父亲来接他，最后真的等来了。
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特别是躁狂症病人，发病的时候高兴得要死，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成为任何自己想成为的人：上帝、科学天才、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虽然用我们的眼光看，这是一种病态。
以前工作人员与精神病人之间隔着一层玻璃窗，他们狂躁的时候，就会不停地敲窗来烦你，你得应付各种奇怪的问题。如果他觉得自己是皇帝，你就假装他是皇帝。最可怕的是他们出现幻觉的时候，因为你完全预料不到他会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有时候就因为幻觉，他们会袭击你。精神病院有夜班，病人睡觉护士得守着，很多护士都爱抽烟，一来是为了让自己醒着，再就是打发时间。但精神病院的工作有个好处，就是下班之后，这份工作就可以结束了，完全抛在脑后。
浪费青春是开心的，因为都浪费在愿意浪费的地方了
喝酒和打麻将我都喜欢，但是每次打完麻将就烦死了，觉得浪费了时间，很空虚、很无聊，都想死掉算了。有一段时间几天几夜地打，牌技很差，还懒得动脑筋，人家都叫我“宋子文”。牌友是我在诗人和同事之外交往的另一拨人，有比较豪爽好玩的人，但他们肯定不会发善心给你赢钱。赌博是有瘾的，现在好多了，不会主动出去打。这么多年，输了不少钱，也终于觉得没意思了。
这两年突然就觉得自己老了，再不写就真的写不了了。年轻的时候写诗，感觉自己整个脑袋是空灵的，就像精神病人的状态，经常觉得自己仿佛在天上。现在有了沉淀，人变理性了，但表现在文字上，创造力变弱了，只是知道怎样写了，比如写小说如何搭建框架，如何进行下去。以前灵感是自然而然的，现在要费力去找。年轻人的东西拿来看就有对比了，自己会很羡慕，再也写不出那样的东西。
作为女人，青春不在了，不漂亮了，我肯定很在乎。常常想：如果有青春药就好了，再有一种后悔药就更好了，把浪费的青春和时间找回来。不过，浪费的时候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都是浪费在自己愿意浪费的地方。
也就是想想，因为很多事情做不来嘛
其实做母亲对我也没多大改变。我儿子叫杨又黎，二十多岁了，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现在自己租房子住。我们有时一起吃饭，他不要我做饭，因为我做的饭太难吃。这么多年来，做饭对我来说一直是件难事。我早饭、午饭在医院食堂吃，晚饭随便吃一点。成都这几年的消费很高了，成都人的幸福感越来越差。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个城市没有多少认同感，没学会成都人那种为人处世的方式，就没觉得自己是成都人。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给孩子吃饱穿暖，孩子会自己长大。最近大概是老了，觉得我给他的爱不够，有一种愧疚。现在写书，万一卖得好，还能给他点钱。现在这个社会，跟80年代不一样了，年轻人压力大，拿出来比的就是车子、房子这些东西。但他不太一样，他对有一对诗人父母还觉得有些自豪，我的书他也会看，也跟我讨论，他对文学还是有兴趣的。
上进心大概是个坏习惯，把自己规定得太死，每一分每一秒都规划好，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目标中，二十岁要完成什么目标，三十岁要完成什么目标，会很苦吧。但我的生活也不能用舒适来概括，有焦虑，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不成功。我在很多方面都不成功，离婚，一度沉迷于赌博打麻将，爱喝酒，也没写几本书。但我对生活也有很高的要求。当然我也想过，荣华富贵啊，每个人都会想的。但也就是想想，很多事情我做不来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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