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8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音乐家冼星海正发动救亡歌咏运动，大江两岸人山人海，齐声高唱同一首歌《中国不会亡》。
——我相信！
秋天，故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活埋，这就宿命地决定了我后来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舍死忘生，苦苦追寻，认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为我的全部，成为我的未来。于是，千方百计，义无反顾，舍死忘生，投奔沙场。1948年初冬的一天，在进军淮海平原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车和我军大队人马并行。我问一位推车的农民大嫂：“你们小车上推的是什么？”
“白面。”
“你们家还有存粮吗？”
“有，不在窖里。”
“在哪儿？”
“在地里。”
“地里？什么庄稼？”
“麦子。”
我环顾白雪覆盖的中原大地，麦苗还没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的故事。在10年生聚，10年教训以后，越国复仇之师在河边誓师出征，越国一位老者把存了10年的一坛美酒献给勾践，勾践没有独自享用，当即倾入河中，下令全军迎流而饮。无论古今，这样的军队必胜。
——我相信！
对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
我的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等我回到家，她的目光仍然如往日般充满温情。后来，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5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个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善良、软弱，却不得不在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
我摇摇头。
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又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
“给。”
“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
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我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
——我相信！
一个年轻当红电影明星，突然因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册，她竟然那样自然地接受下来，毫无怨尤。我在工厂里劳动改造，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妻子在摄影棚上夜班还没有回家，疲惫不堪的我回家之后倒头便睡，黎明时分醒来，发现妻子通宵未归，走到窗前才发现，她正坐在门廊台阶上打盹，丁香花从她头顶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一问才知道，她在子夜时分就回来了，怕开门惊醒我，就坐在门外等待晨光。又有很多年了，没有机会重访往日的居所，那里的门廊下依旧是丁香似雪吗？
——我相信！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受蒙骗。”
“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
——我相信！
如今，一双耄耋老人相依为命，总应该平静下来了吧？不！5年前，妻子又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阴霾。妻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据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爱，父亲是个无暇顾家的人，生前总是在他那小小的钱庄里忙忙碌碌。自她17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一个小皮箱，随着电影导演孙瑜离家去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到父亲了，在父亲辞世的时候，战乱阻隔了回乡之路，未能和父亲诀别。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
——我相信！
最近，我8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脸上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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