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也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48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20多年。
办公室管的车多，程奋可以调车也能开车。郑波发现程奋平素喜欢开红色的车，今天却选了一辆白色的，隐隐感到有什么严肃的大事要发生。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程奋终于忍不住，说道：“郑波兄，霍祺大夫打电话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医院哩。”
“除了我，应该还有你们一家人。”
“老婆当哲学系系主任的事，组织部上午找她谈话。儿子呢，上午要听一个外籍教授的讲座。什么事呢？”
“我也猜不出。”郑波说完，身子往后一靠，微微闭上了眼睛。他想，程奋不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事，只是装糊涂罢了。
古稀之年的程笃患肝癌，已到晚期，4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或是坐在病房的走廊里守候，或是应主治大夫霍祺的邀请到办公室谈先生的病情。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即便医生、护士进去，也要重新换上净化过的衣服，以免把细菌带入。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插着氧气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导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保障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程奋每次碰见郑波，总是一拱手，说：“辛苦我兄了。”
郑波和主治大夫霍祺年纪相仿，霍祺不但医术高明，器识尤可贵，他坦言：“当医生永远是无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的病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程先生已是肝癌晚期，治不治都是半年上下与人世揖别，可我能对他的家属说吗？好在程老师是大学者，医疗费都是公家负担。有数据证明，对于普通患者而言，其一生的75%的医疗费是花在最后的治疗上。”
当郑波听了这些话，总要跳起来，然后又无力地坐下去。程笃是他的恩师，怎么医学就无回天之力呢？但科学的铁律是与感情没有任何关系的，痛惜、挽留、悲哀，并不能阻止一个生命的殒灭。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却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啊……是啊。早几天霍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字同意，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是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霍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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