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我知道它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死结。相信这是旁观者在旁观举国关注的孙伟铭无证醉驾案审理过程中，内心里共同的疑问。可是，正是由于我们是在旁观，我们永远无法清楚。承担四死一伤醉驾结果的那三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将如何平抚内心的仇恨和哀伤?我们也无法知悉，孙的家人，那个变卖房子为子赎罪、在电视镜头中已是麻木失魂的老父，是以怎样的心境走过这煎熬的一年?
我们可以说，事情已经过去，人死不能复生，借助着这些朴实但又不那么坚硬的慰藉，来抗御“以命偿命”的报应要求，但是那种彻骨的无由来的伤害，又究竟怎样才能换得真正的平静?一一假若孙没有改判无期而是以命相抵，所有的伤害便会大雪无痕?一一人们常说，时间是对悲伤最好的治疗，是的，但走出悲伤却是一个对悲伤反复咀嚼的悲伤之旅。“我不会原谅他的”，我相信一位受害人家属的这句话是真实的表白：太容易出口的“宽容”，就像轻许的诺言，太容易纵容自我欺骗和对责任的逃脱。
但是，“永不原谅”是否就一定要生活在仇恨中?一一我不知道。在一种极其原始的悲剧性心理选择面前，除非经历者自己，我们都无力猜度，但作为有着最宝贵的同情心的同类，我们又那么渴盼有人会给指出一个方向：因为随时可能，我们也会陷入大小不一的“仇恨”与“原谅”的心理困境。
除了真实的仇恨和悔恨，双方当事人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相通之处，他们都在重复一个简单的常识：饮酒后不能驾车。想想真是怪诞：一个对自己和他人生命最起码的责任感，在我们这个社会却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习得?不是夸张，半月前当我回到家乡，中国北方的一个县城，那里随处可见有酒意阑珊的人，从酒店走到驾驶座前。一一现在，随着孙案的审结，最高法院终于用新的司法解释，来规约一个个潜在的“孙伟铭”。
或许，这是一条出路吧。悲伤仍在，但它的化解不是凭借遗忘，它从个体的心灵里起飞，深沉地停留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德国人。他怀揣大学问却一生颠沛流离，母亲死于纳粹毒气室，他竟七年不着文字，只怕影响自己对德英法民族个性的研究不客观。有学者这样总结他：
“他从未感到自己被埋没，对人类的一切疯狂和不义一如既往地宽忍，总能把人类自作自受的痛苦往好里想，当成美好的教训积累，对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成长总有那么多慈悲的期许。”
他的名字叫诺贝特·埃利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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