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坐标
每次翻书,看到写书的人自我介绍的部分,心里就忍不住纳闷——这些家伙,除了从一个大学毕了业、再从一个研究所毕了业、再进了另一个大学去教书之外,他们这辈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没发生过吗?
对很多爱写书的学者来说,事实的真相,恐怕正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除了分别用A大学、B大学、C大学来当坐标之外,的确没有更理想的标点符号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会这么心甘情愿、理直气壮、与有荣焉地,勇敢地把以大学为坐标的人生地图,公布在大家的面前,一定是因为——这么几所大学的名字,总能够代表或证明些什么吧?
是啊!大学的名字,到底能够代表些什么?
我有位好朋友,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在爱情上过得不顺利,大家就总会努力帮他找些合适的对象。
可每次到了要安排见面的时候,他就会很干脆地回绝:“算了,人家不会对我有兴趣的!”
这时必定有人会加油打气:“没兴趣?!你是哈佛的博士哎!怎么可能没兴趣?!”
我这好友就必定会回答:“哼!博士又怎么样?!哈佛又怎么样?!”
大学不对劲
我自己从一进大学开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不对劲的,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学生,还有大部分老师,都不知道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地方。
我的同学,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人生第一次没有人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我的老师,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老师惟一不用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这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会感到不对劲,是因为这种“大家不管大家”的局面,竟然就是“大结局”了。
你被当掉也没人管,你不好好教书也没人管。连人格展示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人格的养成了。
你有机会展示的,是打桌球的技术、避孕的花招、摆地摊的口才。
偏偏我认为,大学的一项重要目标,应该是养成人格,而不只是“养人”而已。
大校的风范
我在向好莱坞周边的学校索取研究生申请书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
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我发现他们在筛选时,并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做最优先的考量。
这种标准,使得我入学后,发现同班的研究生,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有念经济系的,有念法律的,有念人类学的。
加州大学这样做的企图很明显——拍电影这件事,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但你从创设期开始,就必须构思: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不至于落为“职业训练班”?
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像天方夜谭般请到电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
我的性格,受困于体制的可能,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我很扎实地受了惠,因为那个体制,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
大学之所以能“大”,大学之所以能“学”,都源于此。 (一凡摘自《启迪》文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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