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威夷大学汉密尔顿图书馆中文书库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一本薄薄的蓝皮书，封面上印着《冯在南京》。封底标明乃是民国23年由政治研究社出版，作者曹弘忻在尾声声明：该书作于民国18年暑期，“我以我的名誉作保证，我的记述，那是确实的，没有半点不切事实的地方。关于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编者注）先生的言行，材料的来源，是十分可靠的”。
书中记述了自1928年10月冯玉祥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后几个月时间的奇闻趣事，其中虽不乏为大家所熟知者，但其生动与全面却是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其记述的冯玉祥言论十分契合李宗仁对其的评价：“口才伶俐，演说起来，幽默讽刺一时俱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听者处于尴尬万分的境地。所以冯氏实可说是一时的怪杰。”
冯初到南京任职，在隆重的欢迎大会上，他毫无领情致谢的表示，却把犀利批评的炸弹猛烈地扔向前来热烈捧场的高官们，把党政军要害部门统统骂了一遍。
“诸位同志……当您在我未开口之先，您一定想：玉祥必有许多的甜蜜的话，恭维奉承的话，送给诸位。是的，我也想，对今天的主人，表明我所应有的客气与礼貌。但是，此刻，我把原来所想的话，说不出口来了。我觉得，我要是把那许多话说出来，那么我是太渺小了，太对不起诸位同志与我自己，并且对不起我们共同的事业。”
这种欲出还收的略有狡黠的口气是典型的冯氏风格，接下来就是一番狂轰乱炸：“我们应当承认：中央党部的同志们，近来走上腐化的路了……我应当送给中央党部一副对联：上联是——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否革命精神？下联是：一桌子水果，半桌子点心，不知民间疾苦！横批：官僚旧样。同志们！我们应当躬身自问：我们比北洋军阀强吗？我们没有走上官僚的路吗？这是我们要时时念着的呀！”
关于军队，他批评得更是直观形象：“领饷多的，子弹足的，给养好的，多年都是在后方不打仗的。而一天只能喝小米稀饭的，没枪只有四五粒子弹的，没有人管给养的部队，却是在与敌人拼命。这，这是什么革命？这是什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办法？”
在这样的场合，又是以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却讲出这样大掴中枢官员们耳光的话来，实在令人惊诧。但冯玉祥似乎根本不在乎那些官员们的感受，依然照旧其嬉笑怒骂官府大员之能事。
最尖刻甚至有点粗鄙的话却是最后的“猪骂”：“国民政府门前，不知道是谁养的猪，每逢我一来，它就哼哼，它一哼哼，我就出一身冷汗！我想，它是在骂我！它骂得对，骂得应该！请想一想吧：猪所报答它主人的：猪毛、猪肉、猪皮、猪骨头、猪蹄、猪牙、猪血，哪一样儿不值钱？而它主人所给它的，不过一日两糠而已；我们呢？我们不如猪。我们的主人把脂、膏、血、汗都给了我们，我们未尝把一分毫的利益与幸福给他们，猪还不能骂我们吗？我们对得起那八百块钱吗？”
天知道，国民政府的门前是否有这样一头猪，但冯氏的农民式的精明机智与政治理想可见一斑。
1920年代的南京远远比不上上海的繁华热闹、摩登逍遥，于是，辛苦了一周的国府要员们，每每周末挈妇将雏去上海度假。此一行为在现代政治看来似乎是颇为人性和合理的，毕竟人是有休息权的。问题是，政府的交通部门必须要为他们准备专用的特别花车来接送他们。冯玉祥对此颇为不满，他专门找到孙科（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我从良心上说：我真不知道，这些朋友们，每礼拜要去上海的意义与重要性，是什么！他们的职责不是都在南京吗？为什么非要去上海不可呢？……为什么国府委员个人到上海租界逛逛，也要路局替他们预备所谓特别花车呢？”
接着，冯玉祥难过地叙述了自己一日在火车站的亲身经历：“我看见，我们那花钱买票的好国民，在车里的，简直是完全粘在一起，像一车人肉饼子……”
这些言行发生在一生不嫖不赌不毒不贪的冯玉祥身上，一点不足为奇。但这在鱼龙混杂的官场，尤其是缺乏严密纪律和严格政治操守的国民政府里，却是惊世骇俗的。冯玉祥似乎是个官场“愤青”，颇有海瑞、包公的气度。无奈这是在同整个体制作战，不，是在同整个政治文化传统作战，其后果自然不言而喻了。据他的部下讲，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这样说道：“没有一个人能与老冯相处和合作的。”所以，他自己也始终在此环境里落落寡欢，郁闷不堪，加之派系争权夺利，他不久自动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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