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一女，都已50多岁，40年前是乡村学校的同窗，毕业后，在十七八岁的青春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然后，为了生计，女的远走美国，男的留在家乡。这一回，因为举办入学40周年师生大联欢，他们重逢，握手时对望皱纹和白发，才知道彼此间隔着多大距离。各自都有了家庭，有了配偶和儿女，如想重演罗曼史，就像是刻舟求剑。好在，可以牵着手把青春年华走过的路再走一次，这愿望不算奢侈。
于是，他们回到了乡村。她出国前住过的祖屋，因一直由一位远亲代管，没有倾圮。接到通知的远亲早已在门前迎候，拉开沉重的坤甸趟栊，穿过厢房，走进厅堂。尽管远亲用了两天时间，把厚尘和蜘蛛网清理了，霉气依旧扑鼻而来。天井边沿的青苔，爬到厅堂后头的神龛上。他们坐在泛白的酸枝椅上，久久无言。屋子塞满了回忆，他们被包围在中央。
久别重逢，不再是干柴烈火，他们只静静地相对而坐。远处有不可一世的咯咯声，离开乡村30多年以后，居然还能马上想起，那是刚刚下了蛋、飞出草窝的母鸡。他们都笑了。巷子外有蜜蜂的嗡嗡声和鸟叫。突然，两人的目光同时停在了厅堂一角的小板凳上。先看到一张，又从罐瓮间发现另外一张，他们跃起，每人拿起一张，细细端详。是乡下人放在矮小饭桌旁的凳子，年代太久远了，兴许是祖母的嫁妆，朱红色油漆剥落净尽，原木的白色又被时光侵蚀了百年，变成乌黑。
他们面对着天井的方向，搁下小板凳。男人转身，在杂物堆里翻，从簸箕、木桶、牛轭下面，翻出一把歪了一条腿的太师椅。女人帮忙，把太师椅上的尘土擦去，两人一起把分量不轻的椅子搬到厅堂中央，小板凳分别放置在太师椅前两尺的阶砖地上。两张小的和一把大的，组成一个三角，默默进行着行为艺术。他们先从各个角度给它们照相，天井里斜射进来的秋日阳光又宁静又鲜丽，凳子和椅子落在暗红色地面上的阴影格外生动。
他们对着太师椅坐着，凳子太矮，身子不得不蜷曲，不觉得累，维持双手抱腿的姿势——那些年月，他们都是这么坐的。太师椅上端坐的，是女子的妈妈，一个从省城被下放回乡的“黑七类”，因为丈夫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法官。她的丈夫早已死在监狱里，她带着一儿一女回到家乡。妇人很有教养，一口纯正的省城话，身上的衣服总是素净的。男孩子来串门，和她的女儿一起，规规矩矩地坐在小板凳上。她坐在太师椅上，一双白得刺目的手搁在扶手上，静静地开讲。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乡村小学附设的高中班上学，一多半时间去田里干活，上课很少。这位文雅的母亲给两个孩子补课，人性的课，常识的课，不讲大道理，只讲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欧根·奥涅金，红与黑——外国古典名著一旦走出农舍，就是罪大恶极的“封资修”。如果村里有人告密，这个“反动旧官吏家属”又会被再加一顶“散布资产阶级流毒”的帽子，被揪到榕树下去批斗。但她不怕，她要把精神营养输送给下一代。她善于讲故事，在省城上女校时读的文学书，当时怎样感动她，她就怎么从心里掏出来。在天井里落下繁星幽光的夜晚，在屋顶呼啸着尖利的北风的黄昏，两个少年抱着腿，听她讲课。伶俐的女儿不时插嘴，问一些愚不可及的问题，比如：茶花女要是活在现在的中国，会不会被遣送到乡下改造；安娜·卡列尼娜被火车碾过时，比起前几年在批斗会上牛鬼蛇神挨的“喷气式”来，哪个更痛苦。母亲嗔怪地白她一眼，她吐了吐舌头，坐正。男孩子总是默默地听，尽管在教室里，他是捣蛋大王。
这对男女坐了好久好久，出神地对着太师椅，没有说一句话。直到乡亲进来，催他们去拜祭村口的社稷之神。
40年前坐在太师椅上讲故事的妇人，如今生活在美国，96岁了，身板硬朗，记忆力奇佳，女儿回国前，她再三嘱咐，向坐在小板凳上的男孩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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