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的游戏，最有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在游戏中，小孩子做某种事，完全出于他的兴趣。他可以写字，但他并非欲成一书家。他可以画画，但他并非欲成一画家。他更非欲以写字或画画，得到所谓“世间名利恭敬”。他写字或画画，完全是无所为而为。他做某种事，完全是乘兴，他兴来则做，兴尽则止。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他做某种事皆是顺其自然，没有矫揉造作，所以他做某种事，是无所为而为，亦即无为。
当小孩子时候的游戏，是人生活中最快乐的一部分。道家的理想生活，就是这一类的生活。道家以为成人所以不能得到这一类的生活者，乃因受社会中各种制度的束缚。我们若能打破此种束缚，则此种生活即可得到。我们亦以为这种生活是快乐的，亦可以说是理想的生活，但社会中各种制度的束缚并不是容易被打破的。这些束缚不容易被打破，并不是因为人的革命的勇气不够，而是因为有些社会制度是任何社会存在所必需的。若打破这些，就取消了社会的存在。社会若不能存在，人亦不能存在。就是说，若没有社会，人就不能生活，更不用说快乐的生活。道家以为，无为的生活是快乐的，这是不错的。道家又以为，人在社会中，因受社会制度的束缚，以致人不能完全有这种生活，这亦是不错的。但道家因此即以为人可以完全不要社会制度，以求完全有这种生活，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办法，是不可行的。
照道家的说法，无论任何人总有他所感兴趣的事。我们看见有些人于闲暇时，什么事都不做，而蒙头大睡，或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似乎是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而实在是他对于蒙头大睡，或胡思乱想，有很大的兴趣。既然任何人对于有些事总感兴趣，如果任何人都照着他的兴趣去做，则任何人都过着最快乐的生活，“各得其所”，真是再好没有的。或者可以问：如果人人都对于蒙头大睡感兴趣，如随其兴趣，则都蒙头大睡去了，又有谁去做事呢？人人都不做事，岂不大家都要饿死？道家于此可答：绝不会如此。有许多人对于蒙头大睡不感兴趣，如叫他终日蒙头大睡，他不但不以为乐，反以为苦。这些人如没有事做，反觉烦闷。所以有些人要“消闲”。所以要消闲者，即有些人有时感到闲得无聊不可耐，故需设法找点事做，将闲消去。忙人找闲，而闲人则找忙，所以，虽任何人都随着他的兴趣去做，天下事仍都是有人做的。
这是一个极端的说法。照这个极端的说法，自然有行不通、不可行之处。有些事显然是不容易使人感兴趣的，如在矿井里做工等。然而这些事还不能没有人做。在社会里，至少在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做些我们所不感兴趣的事。这些事大概都是社会所必需的，所以我们对于它虽不感兴趣，但亦必须做之。社会是我们生存所必需的，所以，我们对于社会都有一种起码的责任。这种起码的责任，不见得是每个人皆感兴趣的。所以，主张人皆随其兴趣去做的极端说法，如道家所说，是不可行的。
不过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极端的，则是可行的。这种说法在相当范围内，我们不能不说是真理。
在以前的社会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以为，人的兴趣只有极少数是正当的。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所应读的所谓“正经书”是很有限的。四书五经是大家所公认的“正经书”。除此之外，学举业者，再加读诗赋八股文；讲道学者，再加读宋明儒语录。此外，所有小说词曲等，均以为是“闲书”。看闲书是没出息的事，至于写闲书更是没有出息的事了。在以前的社会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们以为，人的兴趣多数是不“正当的”。因此，有多少人不能随着他的兴趣去做，以致他的才不能发展；因此，不知压抑埋没了多少天才。这是不必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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