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逃荒
我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了一个叫作董辛店（音译）的小镇，难民从这里逃出河南。这些难民挤上了货车、平板车、旧马车，人头攒动。他们争相爬到火车顶棚上，火车开动的时候，老幼妇孺拼命抓住任何能抓的地方。在寒冷中，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住边沿，从车顶坠落。火车永远不会停下来。
十分钟后，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伤者——有个农民倒在路基上流血不止。几个钟头前，他从难民火车上摔了下来，车轮轧断了他的双脚。他孤零零地大哭，断肢还留在铁轨上。他的腿骨露在外面，像是细瘦的白色玉米秸。我打开了医药箱，给他一些磺胺药物，我们赶快跑去让人送水请医生。不过走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医生。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有多少难民死在逃荒的路上。据说从去年秋天起，已经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了出来，现在每天大约有1万人向西逃亡。河南省有3400万人口，我们估计其中有300万难民。此外，在新庄稼收获前，还会有500万人饿死。
沿街乞讨
在洛阳，我们拜访了来自爱荷华州埃尔多拉的托马斯·梅根主教，他是位好心肠的爱尔兰神父。他用美国援助的资金建起了诊所，在我们离开的时候，难民向我们涌了过来。难民在我们身边跪下来，拱手向我们乞讨。第二天，梅根神父陪着我们坐军用卡车向东行驶。路边的树皮都被剥光了，农民把榆树皮晒干捣碎，磨成粉做熟了吃。他们还吃树叶、草根、棉籽和芦苇。
我们骑着军队的马匹继续向东走。在寒冷的暮色中，我们看到了第一具尸体——有个女人死在路上。她至少在地上躺了一夜。
遍地死人
我们进入郑州的时候，白雪覆盖了街道，人们穿着风一吹就抖的灰蓝色破衣，像是游魂走在泥泞的路上。难民从小巷里蹿出来，冲着我们叫喊，他们把手缩在袍子里取暖。有些人躺在污水里，有些人倒在沟里，听天由命地死去。我们摇动一两个人，看他们是否还活着。这里的救灾委员会几乎都接受了美国的援助，这笔钱来自美国援华会，他们在难民营里收留了一些妇女儿童。第二天，我们看到救灾委员会发放的粮食，只有六袋麸皮。
那天下午，我们听说了人吃人的惨剧。有个姓马的妇人因为吃掉了她的小女儿受审。婴儿身上的肉被带到法庭上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吃肉。她辩解说，孩子饿死在先，她才吃了肉。
盛情款待
离开郑州的时候，我们对河南的情形有了大致的了解。1940年后，庄稼的收成不好，弄得青黄不接。在这个重要的战区，军队的补给完全靠当地按照征粮政策收来的粮食。文职官员每个月领取粮食配额。政府人员本来希望小米、高粱等秋季作物填饱农民的肚子。但是1942年几乎没有下雨，秋天几乎颗粒无收。
由于惊人的计算错误，本来应该准时送到灾区的粮食，到了秋天也没有发放。现在，除了美国援助的资金和物资，饱受战争折磨的中国内陆省份似乎没有希望得到足够的粮食避免悲剧的发生。
在我们离开郑州前，政府官员宴请了我们。我们喝了两道汤，吃了炒藕片、辣子鸡、荸荠炒牛肉、炸春卷、热馒头、米饭、豆腐、鸡和鱼，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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